據11月27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央行官員易綱日前表示涉農貸款利率並非越低越好，而亞行經濟學家湯敏也認為“用高利率貸款幫助弱勢農民不是悖論”。雖然筆者認為，就普遍意義上這些看法值得進一步商榷，卻反映了當前農村金融運行中的一個尖銳問題，即在各種制度性障礙約束下，作為體現政府對農民提供金融支持的主要工具，優惠利率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近期關于小額信貸和涉農貸款利率的討論，是伴隨尤努斯獲得諾貝爾獎而在國內“火”起來的。在我國小額信貸發展的早期，實質上一直是定位于一種特定的扶貧機制。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傳統定義，小額信貸指為貧困和低收入人群以及微型企業提供的一種貸款，其典型特徵一般是“貸窮不貸富、貸女不貸男”。按照該定義，長期以來我國的小額信貸數額有限，即只包括由各地半官半民性質的小額信貸機構控制和運作的部分，其余絕大部分由農業銀行和農業信用社發放的政策性貸款，並不具備完全的“小額信貸”性質，在發放標準上也沒有充分體現非營利性和扶貧性質。這樣，實際上又出現了金融改革中的老問題，即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混雜在一起，產生了小額信貸的低效率。
對此，加強小額信貸機構的市場化運作，確實是正確方向，但問題在于，類似于尤努斯這樣靠私人經營的、完全利率市場化的小額信貸模式，在我國難以完全適用。面對更加復雜的農村金融問題，我們需要一個較長的、多種模式共存的過渡階段。
從根本上說，發展我國農村小額信貸，應該首先區分三種不同政策目標。一是傳統的“扶貧”，二是增加金融資源對農民的“可得性”，三是以市場化模式來增進金融效率。
對于第一個目標來說，應該是典型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通常表現為由政府擔保的、對農民的無抵押貸款。這種業務應該由專門政策性金融機構來完成，並且完全退出商業性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而相應的貸款利率，應在專門立法等制度保障下，仍保持特定的優惠利率。對第二個目標，出發點是考慮到一個現實國情，即為數不少的農民面臨的是借不到錢的問題，在農村金融資源高度稀缺的情況下，是否採取優惠利率並不重要。為了滿足這樣的政策目標，就需要在政府支持與市場化運作之前找到某種平衡。央行去年在山西平遙開始成立小額信貸機構進行試點，其貸款重點還是沒有落在農戶需要的“小額”業務上，因此也有待突破。
至于第三個目標，也是長期以來提高農村金融效率的關鍵。一方面，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這類機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持續經營，其最終要走向市場化，而不承擔較強政策性的金融業務。相對放寬它們的貸款利率水平，倒是有可能使更多農民獲得貸款，並取得雙贏局面。另一方面，類似于尤努斯的小額信貸模式，在我國民間金融中也並不罕見。由于信用地位限制，農民即使能獲得貸款，也比市場利率高很多。這樣，私人金融機構就從中獲得了一定的盈利空間，發放略高于市場利率的貸款。我們需要做的，是讓許多類似的農村民間金融走到陽光之下，並納入金融監管體係中，由市場力量來自發形成一個重要補充環節。
總之，只有全面看待我國農村金融問題，以發展小額信貸為契機，建立一套多層次、多目標的金融支持體係，農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才能獲得持續的金融“血液”。（楊濤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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