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作者文集
三萬畢業生“擠爆”招聘會，就業恐慌彌散京城校園。又遇一年求職時，很多應屆畢業生更是疲于奔命，趕場似的穿梭于各個招聘會。然而僧多粥少的尷尬局面，成了許多大學生心中永遠的痛。（12月5日中國新聞網消息）
由社會精英到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回歸，實質上也多少隱寓著大學生就業的嚴峻現實。伴隨著普遍性的國民教育程度的水漲船高，就業率已經不再是學歷教育所能解決的問題。凱恩斯早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裏預言說：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和武斷而又不公平地分配財富和收入。由于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崗位在既定時間基本是個定量，應對龐大的就業壓力潮，任何結構性調整或者宏觀決策又總存在滯後效應，因此我們一味地指責宏觀經濟效能是沒有意義的。客觀而言，就業壓力是個全球性問題，但如果演變成為一種“就業恐慌”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在大學生群體性“就業恐慌”中，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某些媒體扮演了不當的角色。基于就業競爭現狀上的事實報道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媒體報道喪失理性立場，則無形中對這種恐慌氛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民調顯示：有26.3％的大學生受訪者稱，報紙、電視上關于就業的宣傳加重了他們的心理負擔。“滿眼看到的全是招聘會擁擠、就業難。看了這些，誰都不可能無動于衷的。”
在新聞價值取向上，我們往往把“招聘會”等慘烈的競爭現場作“社會新聞化”處理，放大或突出就業壓力，而不對受眾心理做積極疏導。媒體報道也只是傳達同樣的一個社會信號——“工作難找”，而拒絕對這個事實進行合理建構——“如何好找”。結果是越報道越恐慌、越恐慌越是危機升級。
當然，在這場“就業恐慌”裏，高校教育也是一方面。有人恐慌于找不到工作正常，但是優秀的落後的一起“恐慌”就不正常。據說美國的學生為了能順利大學畢業，在讀大學時也需研究市場。而我們的傳統是：學生為了考上大學而拼命學習，上了大學後就如同進了“高級托兒所”，把所有精力都虛耗在考試、考證上，而對職場和社會很少關注。現在好多大學生由于缺乏理性的職業生涯準備和規范的職業設計，結果多數的招聘會都成了“趕集”，無目標、無準備，全成運氣的亂碰。結果是門擠碎了、電梯擠壞了，恐慌也跟著升級了。
面對這種群體性“就業恐慌”，無論是大學生還是媒體、社會，都應該認真冷靜下來想一想，難道解決就業問題真的就只能依靠社會現成的機會嗎？為什麼就不能去努力創設工作崗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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