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疆 作者文集
在深圳打工的張百寧因辭職後拿不到押金和當月工資，向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認為張百寧未能提供有效證明而不予受理，張百寧為出口氣逐拆走仲裁委員會的招牌步行一個多小時帶回家。律師認為，張百寧此行為明顯過激，相關部門可向他要回招牌。 （12月28日 南方都市報）
上訪——申請仲裁——要求法院裁決——再次上訪——繼續申請仲裁——仍舊不予受理。在看到了太多有關“激情討薪”的報道之後，張百寧的做法堪稱“理智討薪”的典范，但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兩年多的時間內，張百寧不停奔波于各個相關部門之間，然而卻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門外，一無所獲的他最終只是得到了一塊招牌，而為了這塊招牌他還要付出接受訓誡乃至處罰的代價。張百寧說，“到現在我已經不想解決了，就想出口氣！如果有什麼後果，我寧願自己來承擔。”從“理智討薪”開始，以“過激行為”作為結束，張百寧的做法發人深省、耐人尋味。
“激情討薪”屢見不鮮，每論及此，總有法律界人士提出農民工應該學會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樣的觀點當然沒有錯，但事情往往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依法維權過程中繁瑣的程序，以及漫長的處理期限，已經使相當一部分農民工望而生畏，然而很多時候他們還不得不面對另外一種尷尬——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維權成本，但他們卻始終無法叩開相關部門緊閉的大門。張百寧所要討還的不過是一個月的工資和押金，然而他卻為此付出了兩年的代價，不惜成本的他已經不僅僅是在討要工資，更多地是在討要一個說法，而這樣的執著顯然不是多數農民工所具備的。看到這些，我們也許更容易明白，為什麼有些農民工甘願承擔風險採取“激情討薪”的手段去制造輿論，因為除此之外他們似乎很難找到更為便捷和高效的維權途徑。
針對張百寧的行為，律師解釋此舉明顯過激，相關部門可向其拿回招牌。不過我想，對于一個旨在處理勞動爭議的政府部門來說，其所謂“招牌”應該包括有形的與無形的兩部分。
“有形的招牌”挂在大門口，人人都看得見也摸得著，而“無形的招牌”則挂在所有民眾的心裏，任何人都無法挪動它們的位置。當仲裁委為了丟失“有形的招牌”而大動肝火的同時，也許他們更應該想一想自己“無形的招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即使“有形的招牌”可以很快順利討回，但是因此而丟掉的“無形的招牌”又怎麼可能討的回呢？
延伸閱讀：仲裁委的牌子到底是誰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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