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傑 作者文集
16日，在廣州市召開的政法工作會議上，廣州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張桂芳指出，“雖然廣州資訊和媒體業為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問題被迅速擴大化。”（1月17日《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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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廣州便衣民警四面出擊打“兩搶” |
曾因提倡對劫匪“當場擊斃”而備受關注的廣州市政法委書記張桂芳，這次恐怕又要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了。不過，筆者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認同這位政法委書記的“擴大化”觀點，但卻不同意他片面強調這一點的說法，因為他也把媒體對治安問題擴大化的問題“擴大化”了。
媒體既是社會公信力的代表，也是公眾獲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這無形中給媒體報道的事件由“老鼠變大象”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再加上“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的傳統習慣，任何一個治安事件一經媒體報道，不僅傳播范圍擴大，而且在市民心中的嚴重程度也無形增加。這些都是媒體對治安問題擴大化的群眾基礎。即使媒體沒有任何不當渲染，“擴大化”的後果也是必然的，是客觀存在的。
我們不能只看到媒體的負面作用，更不能把這種負面作用擴大化。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媒體的作用更多地表現為正面引導和積極作用，它是聯係民眾與政府的紐帶和橋梁。政府的政策只有通過媒體發布，利用媒體宣傳，才能在最短時間內進入千家萬戶，得到理解、支持和擁護。廣州市最近採取的幾項涉及市民利益、需要得到市民支持的重大政策措施，如禁電（動車）、禁摩（托車）等，如果沒有媒體的傾力相助，豈能收到一體遵守、令行禁止的效果。
即使是對治安問題的報道，其積極作用也是主要的。因為媒體的報道讓市民了解治安形勢嚴峻的同時，也進一步激發了市民外出注重安全的警惕性，防患于未然。筆者認為，這是對政府進行治安治理，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的最大支持和配合，它可以起到減少違法犯罪的積極作用。相反，如果媒體對治安事件不予報道，廣大市民被蒙在鼓裏，就會放松警惕，就會有更多的人重蹈覆轍，受到非法侵害，違法犯罪分子得逞的機會就會增加，客觀上助推治安的惡化。
需要指出的是，近期多次出現了官員指責媒體的事件，有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指責媒體“無知”，還有深圳官員就“示黃”事件指責媒體炒作。這說明，部分官員並沒有認清媒體在現代民主政治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在用“報喜不報憂”的傳統思維模式思考問題，其深層問題是以管理為中心，忽視公民的知情權，貶低公民的理解力，以人為本的理念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
相關評論：媒體是推動治安改善的建設性力量
我理解張書記的講話，並不是真的認為是媒體的報道造成了社會治安狀況的惡化（比如實際發案率的上升），而是他認為，媒體的報道造成了市民和外界對廣州治安狀況主觀感受的惡化。
但在客觀上卻是有利于推動廣州治安改善的。具體說來，媒體的介入，首先有利于個案的解決。雖然我們並不懷疑警方的職業精神，相信他們即便是沒有輿論的壓力也能夠盡力破案，但輿論的壓力無疑會使警方更加盡力的。
媒體的介入，還有利于推動制度建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收容審查制度的廢除和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媒體的推動。就廣州的社會治安狀況而言，我們能夠看到的變化還包括：一線的警力增強了、預警機制逐步開始建立起來了、“禁摩令”開始生效了等等，這些制度或制度性措施的出臺，也無一不和媒體的介入與推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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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或變相抵制輿論監督傾向值得警惕
由于輿論監督，一些重要線索被揭露出來，一些腐敗分子落網，一些違法違規行為得到制止，一些不合理做法得到糾正，輿論監督在推動政務“公開、公正、透明”乃至整個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輿論監督深深觸動了一些地方的利益，觸動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撓輿論監督的進行。
輿論監督在本質上是人民群眾通過新聞媒體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監督，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徑。任何阻礙輿論監督的做法都與人民利益和中央精神相背離，對于近來一些地方接連出現的否定或變相抵制輿論監督的傾向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這種傾向擴大化。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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