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由于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存在許多缺陷，衛生部開始醞釀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據悉，受衛生部委托，中國醫院協會已經擬出了《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建議稿)》（1月25日《法制日報》），也許再過一段時間就要提交立法機關審議通過了。
醫療爭議，關係到人的生命與健康，茲事體大，由一部行政法規來處理確實不適宜，因此盡快立法確有必要。關鍵的問題在于，這部法律的醞釀、起草、定稿以至最後通過，究竟應該由誰來主導？誰有權參與？通過什麼樣的程序來確保最終出臺的法律能夠兼顧各方利益，最終被醫患雙方所共同接受？這是必須解決好的問題。
但遺憾的是，從報道中披露的情況看，這些問題都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我的印象是，這部醞釀中的“醫療爭議處理法”，仍然和當初制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時一樣，是由衛生部所一手包辦的。因為具體的起草單位“中國醫院協會”，就是一個代表“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利益，被衛生部主管的社團法人。因此它所起草的草案就不可能不體現衛生部的意志，也不可能不反映“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的利益。
這裏一個最讓人感到不放心的地方是，衛生部及“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正是未來的“醫療爭議處理法”的主要當事方，而且在醫療訴訟中扮演的往往是被告的角色。不僅如此，衛生部作為醫療行業的行政主管部門，它經常還要扮演醫療糾紛的處理者、仲裁者的角色。這樣看來，衛生部在醫療糾紛的博弈中，竟然是一身而三任了：首先它是規則的制定者；其次它是運動員；最後它還是裁判員。衛生部以這樣一種復雜、曖昧的身份，來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公眾又怎麼敢期待這部法律會是一部公平、公正的法律呢？如果源頭就被污染了，下遊的水還有可能幹凈嗎？
這種擔心絕不是空穴來風。其實，我們可以從衛生部課題組的相關表態看出某些端倪。比方說，課題組認為：“醫療行為具有特殊性，法律應當有體現其特殊的規范”，怎麼體現呢？課題組舉例說：“醫療行為具有復雜性、不可預見性、不可控制性和高風險性，法律不能將醫療技術的高風險轉嫁給醫療機構承擔，在醫療損害賠償上應當考慮患者自身體質因素的特殊性。”而從一個普通患者的角度來看，這就有為醫療機構在出事以後拒不賠償預留伏筆的嫌疑，這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心裏恐怕就要打上一個問號！
那麼，如果“醫療爭議處理法”不能由衛生部包辦，由誰來主導比較好呢？我認為還由全國人大來主導最為適宜，它的地位既超然又權威。為公平起見，起草小組應按“三三制”的原則組成，即三分之一是衛生部派遣的專家，三分之一是和醫療衛生係統沒有利益關係的普通法律專家，三分之一是既和醫療衛生係統沒有利益關係，又非法律專家的普通人大代表或熱心公益事業的普通公民，作為患者利益的代表參加。在起草小組經協商一致拿出草案後，還要反復舉行聽證會，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在基本達成共識後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通過。
在我看來，只有經過這樣的程序制定的法律，才能夠扭轉目前醫療糾紛處理中，剪不斷、理還亂，患者、醫生、社會三輸的局面，為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開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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