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的委員忙得連會都開不上？

鄧海建作者文集

廣東省政協舉辦了新委員培訓班。76名新增補的政協委員中有60人出席了培訓，有16人因故缺席。省政協秘書長楊懂表示，委員中確實有人當“挂名委員”，有的委員已將任滿一屆，卻連一個提案都沒有提過，有的連重要的會議和活動都不參加……在本次大會的委員假單中，有“陪同上級領導外出”的，更有“需要指導運動員訓練”的。楊懂表示，“我認為，這些請假的理由並不充分！”（2月1日《信息時報》）

廣東政協其實去年就有個規定：“兩次無故缺席全會就要請辭”。這個規定曾廣受讚譽，但遺憾的是，它顯然只具有形式的約束力，真正遵守它還只有依賴委員們的道德自覺。

政協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重要機構，政協的聲音與中國民主進程是和諧並進的。毋庸諱言，導致當下政協一些工作陷入“瓶頸狀態”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法制化、規范化工作程序的缺位。人大有憲法作保障，並相應出臺了《組織法》、《程序法》等具體法律來推動實施，而政協除了一部《章程》外，沒有任何具有法律法規效力的實施細則。偏偏這個章程又是粗線條的、原則性的，可操作性不強，在實際工作中越來越受限于地方各級政協對它的“差異化解讀”。可見，先有制度規范的缺席，後才有政協委員的缺席。

除了缺乏剛性制度約束委員的職務活動外，還有其它一些“先天不足”的因素：一是許多委員特別是常委是由黨委、政府等繁忙部門的正職人員擔任的，經常出現角色、會議時間衝突的情況；二是委員和代表的產生方式迥異，很多知名人士是在功成名就後“被動地”轉任“政協委員”的，一定程度上也導致部分人把“政協委員”當成了虛職、兼職、閒職和過渡職。以至于有些委員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份使命，又怎談去盡心盡職呢？當年，輿論就追問過“奧運冠軍們是如何當上政協委員的”，奈何答案始終曖昧不清。

仔細想想，這還真是一個悖論：既然有些人對待政協工作並不是很熱情，也不具備一名政協委員的責任感和素質，那又是如何成為“政協委員”的呢？一般而言，政協開一次全會還不到一周的時間，如果一年中連一周左右的時間都拿不出來“謀其政”，又如何說服老百姓他是稱職的委員呢？不開會的“政協委員”不但浪費了寶貴的政治資源，而且還會造成一係列的社會負面影響，這樣的政協委員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

要真正整飭政協委員裏的“挂名委員”，政協組織除了在委員素質的把關上多下功夫外，還應加大力度推進政協工作的法制化、規范化、制度化進程，使每一位政協委員能真正履行其應有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