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博弈時代的到來，是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副產品，立法速度放緩，則是公眾參與立法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在恢復法制之初，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創下了一天通過6部法律的記錄，而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公務員法》13易其稿方獲通過，已是第7稿的《郵政法（草案）》仍在審議修改中……
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博弈，對立法越來越顯現出“路徑依賴”，參與立法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去年春天，《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後，在很短的時間裏，立法機關就收獲了19萬多件意見和建議。站在這些意見背後的，是勞資雙方、監管部門及各相關利益階層的代言人。如果放在20年前，這樣的“利益博弈”不可想象。在百廢待舉的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發展對立法的效率要求超過了質量要求。要速度，就難免會簡化程序，于必備的起草、審讀、通過和公布等程序之中，公眾的民主參與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立法有時被異化為“部門立法”、“行政立法”。
28年來，中國沿著改革開放之路健步向前，于法治領域已然跨入了一個新境界。不但法律介入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強，法治觀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國家對“法治”目標的認同，持續推動立法民主步伐。從曾經的“閉門立法”到逐漸啟動的“開門立法”，法治的和風細雨不但已隨權利時代的到來潛入了民眾意識，也潛入了立法規程。
新華社昨日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圍繞物權法草案召開的座談會就超過100次，對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問題，專門召開了立法論證會。物權法草案修改完善的過程，已被看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生動實踐。聽取普通全國人大代表的意見，也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視為立法的日常制度執行，越來越多的全國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就法律草案發表了意見和看法。去年12月的常委會會議，列席代表有36名。
從立法民主的要求，看已有的“開門立法”，當然還需進一步完善。因此，建議立法機關將公眾參與立法之門開得再大，離普通公眾更近。已有的“開門立法”實踐，充分證明了公眾對關係到國計民生尤其是與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立法議案，並不缺少傾訴熱情。人們更需要民意機關的傾聽。
作為公共產品，法律必須走向社會，走進民眾。以往過度追求立法速度，忽略了法的民主性，以致在許多領域雖然已“有法可依”，但現實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現象在一些領域依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和立法質量本身也不無關係。對今天的法制建設而言，立法的缺失已不再是法治的主要禁錮，而法本身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真正體現了民意，更加凸顯。
盧梭有雲：“明智的創制者也並不從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著手，而是要事先考察一下，他要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適于接受那些法律。”強調“開門立法”，不但要讓公眾充分傾訴意見，還要有一整套民意汲取程序，使公眾表達中的合理部分，能最終體現在法律中。如此，將為法律的順利實施消除潛在障礙，並提升公眾對法治的期盼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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