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全國政協常委劉迎龍在十屆政協五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調整全國人民政協界別的建議》的提案，建議增加農民界別。全國政協委員舒安娜也表示，農業界別委員裏一個農民都沒有———不僅是農業界，工會界別委員中，擔任委員的大都是工會領導，真正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寥寥無幾，直接來自基層的聲音太弱了，應該增加工人界別。
應當說政協委員們對調整界別、增加工農界別的建議是合理的。正如劉迎龍所言：“當我們討論三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增加農民收入、保護農民土地等問題的時候，都沒有農民參加。”雖然不能說沒有工農參加就不能代表工農利益，但至少就了解實際情況、對工農利益的關切而言，誰都不能代替工農自身。為什麼工人農民不能進入政協直接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直接參與關于工農的方針政策問題的討論呢？
較少基層人士進入政協可能與政協組織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有關。人民政協從建立之初開始，一直強調參加政協的都是各個界別的“中上層人士”，比如各民主黨派都在自己的黨章中寫著其成員為本界別的“中上層人士”。由于歷史的原因，人民政協建立初期，我國大多數人口都缺少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機會，缺乏參政議政的能力，因而參與政治協商的主要是一些“社會賢達”、“知名人士”，是一些社會活動家。或許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中國政協比附為西方國家的上議院、貴族院。實際上，我國的政協既不是上議院，也不是貴族院，政協就是政協，它是中國特色的政治組織，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
一些人認為，基層人士因為缺乏參政議政能力而較少參與政治生活，根源在于基層民眾文化素質低。其實不然，參政議政能力與受教育程度並不是成正比的，我們看到，在已經成為政協委員的一些“中高級知識分子”中，缺乏參政議政能力的人也不罕見。真正與參政要求和能力有關的是利益：政治生活是社會利益關係衝突和整合的過程，參與政治生活的主體應該是不同的利益主體。過去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整體利益處于支配地位，社會公眾基本上談不到不同利益主體之分。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利益多樣化，各種不同利益主體逐步形成，這些利益主體參與政治生活的願望也越來越強烈。比如，“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他們不僅作為利益主體積極參與了政治生活，而且還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取得了相當分量的話語權。不同利益主體參與政治生活，在像政協這樣的參政議政場合進行利益博弈，從而使不同的利益主體各得其所，實現利益平衡、社會和諧，這不僅應當是協商民主的常態，也應該是協商民主的本質所在。
而工人、農民這樣的群體，則因為他們作為利益主體還在成長之中，不僅比較缺乏參與意識，自身也缺乏組織力。另一方面，我國協商民主制度本身也還在發展之中，政協界別成員仍然要求為“中上層人士”，“直接來自基層的聲音太弱”也是自然現象。但這一現實並不表明基層農民和工人沒有參加政治生活的要求和能力，不僅政協委員為他們發出呼吁，而且工農群眾中確有一些參政議政能力強的社會活動家。最重要的是，這一現象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是必須加以改變的。賈慶林在常委會報告中也已專門談到“研究並合理設置界別”的問題。人們可以期待，隨著社會生活的開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人民政協將逐步吸納社會各階層群體作為政治協商的主體，不僅僅“中上層人士”，基層草根人士也將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殿堂。（蔡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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