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前夕，上海、重慶先後解禁馬路攤點，此舉引來一片讚賞。許多人把目光投向北京，希望北京也能緊跟而上，日前，全國人大代表陳文佔、羅益鋒建議說，北京應適當解除禁止路邊擺攤的禁令，特定的范圍、特定的路段允許擺攤，也可以劃出一片區域集中售賣。
然而，陳、羅二位代表以及許多人沒想到的是，其實北京的路邊攤販解禁已悄悄開始了。一周前，北京崇文區革新西裏社區在北京首次嘗試，由居委會牽頭，在人行道劃出固定區域供商販經營，商販只需每月交納20多元的保潔費。（據昨日《京華時報》）。
由居委會主導遊商治理，此舉開創了北京乃至全國城市治理的先河。長期以來，中國城市治理是一種高度集權的“單中心”模式，即權力全部上收，政府單方面主導。而當社會越來越多元化，這樣的治理模式的弊端正日益凸顯，拿路邊商販問題為例，北京這麼大的城市，那麼多的大街小巷，如果要想全面控制，杜絕小商販，那管理成本將是驚人的，也正因為如此，當下城管和攤販之間處于“你進我退，你退我進”的膠著狀態，如此一來，攤販非但沒杜絕，反而因為攤販群體的灰色生存狀態，導致他們缺少自我約束的動力和自覺，給城市生活造成了更大的負面影響。同時，政府一刀切禁止攤販，實際漠視了城市生活豐富而多元化的需求，許多市民因此對政府禁令採取不合作態度，甚至出現居民替菜販放哨，和城管打遊擊的現象。
可以說，路邊商販問題是城市管理“失靈”的典型個案，要破解這種“失靈”，惟有讓城市治理從“單中心”走向“多中心”，讓城市基層社區廣泛參與到城市管理之中，消除政府的視野盲區，彌補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促進以官民協作為特徵的“善治”。這樣的模式下，政府由“劃槳行政”變為“掌舵行政”，不再事必躬親，給社區以自由空間，激發它們的活力和能動性，讓城市的各種問題可以有多樣的、適合不同社區情況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社區自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讓社區“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我們的社區也並不缺這種自我管理和服務的能力。拿革新西裏的“試驗”來說，制度的設計非常周全，讓人不得不佩服蘊藏在民間的智慧是多麼的巨大。據悉，革新西裏居委會做了三件事：一是要求攤販們成立自治會，由自治會出面與居委會溝通，商販之間互相約束；第二，由攤販自治會起草自律條例，條例中明確要求攤販不許缺斤少兩、負責周圍衛生等，攤販如有違約，擺攤資格將可能取消；第三，為了規范形象，居委會為攤販們統一定制了櫃臺。
由于計劃周密，“試驗”已初步取得良好成效。
然而遺憾的是，革新西裏這項深得民心、惠及民生的“試驗”，其前景卻不樂觀。城管方面認為，居委會沒有權力給攤販們劃區域經營，街道辦表示，劃定區域的工作，革新西裏居委會事前沒和街道溝通，因此，那條劃給攤販經營的白線，很可能要取消。對此，我們希望，政府對于這棵社區自治發育的小小幼苗能手下留情。我們的城市管理應當還權于民，尊重民間的自發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公民才能不再事事依賴政府，而是願意參與、願意自治、願意承擔，盡公民的義務。目前，解禁路邊攤販的呼聲越來越高，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如何在城市管理與社區自治、市容管理與民生保障、社會秩序與攤販權利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對此，北京應有所作為。（新京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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