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兩會上，巴德年等9位委員的聯合發言提到，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數第4位。這與我國的大國地位、與我國飛躍發展的經濟狀況，以及與我國的國家性質相差甚遠。（見3月11日新華網）
    
    如果說總體水平國際排名第144位，與國家的經濟實力（據國家統計資料，2006年我國GDP為209407億元）嚴重不相符的話，那麼衛生公平性全球倒數第4位，更是讓人氣結，難為衛生部官員還公然否認“醫改不成功”的說法。
    
    中國衛生不公平性的表現在哪？一方面，佔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70%的衛生資源配置，佔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30%的衛生資源配置；另一方面，中國享有醫療衛生保障的人只佔15%，主要是國家公務人員，而在這一群體當中，處于金字塔頂的是龐大的高幹群體，他們享受著的醫療保健又是一般公務員望塵莫及的。由此可見，中國衛生的不公一方面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的城鄉結構、城市對農村的剝奪使然；另一方面卻是官本位思想、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在醫療資源分配方面的制度化，是特權階層自利行為的結果。
    
    由此說開去，其實衛生公平只是社會公平的一個縮影，一種表徵，現今社會的不公，豈止表現在衛生資源的分配上？——住房，公務員享有按級別等差的住房補貼，普通百姓有沒有？教育，城市的教育條件何止勝農村百倍？保障，城市有失業保障，有低保，農村、農民何曾有此待遇？機會，在腐敗泛化的情況下，出現權貴通吃的“叢林法則”，窮人發展的機會進一步受到無情剝奪……
    
    對于衛生、教育等等公共保障投入不足，釀成不公，有的人總是以“國情”、“經濟不發達”加以搪塞。事實並不盡然，就拿全民醫保來說，有關方面總是強調總額過高，國家財政負擔不起，而我國的公務員一年公款吃喝就達2000億、公車消費3000億，不計愈演愈烈的豪華辦公樓，就這兩條款項，即使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也可以大大緩解公共衛生的投入不足，減輕公眾的醫療負擔了！所以，很多時候問題並非出自“袋子”，而是“腦子”——權力集團不願意放棄既得的特權利益，與公眾平分公共財政；很多事情並非是不能為，而是某些人不想為。就像真正的義務教育，以前想都不敢想，今天不是從農村開始了嗎？浙江省不也是全面鋪開了嗎？
    
    計劃經濟時代，強調政府的決策、管理、經營等職能，追求效率優先，而把社會公平旁置，甚至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成謀取個人或局部利益的資本，不是為民謀利，反倒與民爭利；而市場經濟時代，政府的定位是公共政府——政府掌握的是公共權利，控制的是公共資源，理所當然要以公共利益為施政目標，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諸如衛生、教育等種種社會不公問題的治本之計還在于改變不適合市場經濟的上層建築，實現政府的徹底轉型，而不是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練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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