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形成中國特色的、有效力的代議民主新風，代表委員的參政議政所形成的監督強力，就不能像同在三月裏的“3·5學雷鋒”與“3·15消費者權益日”那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必須保持對公權部門必要的監督“擠壓”，要讓兩會上集中討論、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會後得到監督上的延續
3月15日、16日，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相繼落下帷幕。兩周以來，關于和諧社會、反腐倡廉、食品安全、環保、住房、教育等問題，我們聽到了代表委員坦誠的批評、高調的問責、激烈的辯論，加上媒體的及時報道，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大談國事、參政議政的高潮。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在直抒己見、仗義執言之後，將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去。此時，新華社的一篇文章及時出現——《關注民生，代表委員不只是“望聞問切”》，文章提醒我們：關注民生，針砭積弊，兩會代表委員不能停留在“望、聞、問、切”的“診療”階段，更重要的是要確保對這些民生積弊能夠真的開出藥方，治好病根。(《新華每日電訊》3月15日)
如何保證不出下一個鄭筱萸？如何破除畸形的發展觀、政績觀？如何更好地保證教育公平？如何讓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如何加強反腐敗建設？……回首兩會期間的焦點話題，都是前年提了明年還得再提的“老大難”問題，哪一個都很重要，但哪一個都不是新問題。這決定了只是在兩會時期討論討論，說得再慷慨激昂，再激起共鳴，都很難樂觀地很快收到效果。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積聚了很多的矛盾，代表委員找到幾個民生困境的問題，在兩會上“望聞問切”一番並不難，難的是能夠幫助政府部門開出藥方來，並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確保有關部門“按方抓藥”，真的朝向“治理困境”的方向大步踏進。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在其新著《守衛底線》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筆者深以為然——任何民生問題的討論，最後都要“使事情進入一個可治理的狀態”，進入可治理狀態本身不是解決問題，但卻可以使解決問題成為可能，“這是保持轉型社會生活基礎秩序的基本底線”。——我們的兩會民主，到頭來就是要確保讓民生困境與積弊進入一個可治理的狀態。
一些政府部門“應付”兩會可謂上升到了非常高度：為了避免成為被討伐的靶子，選在兩會時期公布一點利民措施；為了避免成為“反壟斷”的樣板，單單選擇三月在北京降價；亂收費亂罰款的單位也得到告誡，“老實一陣子”；甚至某市的中小學也在兩會期間停止補課，避免發生安全事故……有多家媒體已經公開質疑，這有“討好兩會”的嫌疑。想想看，這樣的“應景”態度，如何確保在閉會之後，能繼續保持兩會民意積聚期間的完美形象？如何能夠確保把兩會上浮出來的民生話題真的當回事情，好好地尋求治理之道？
代表委員敢說話、說真話的確來之不易，回顧近年來的兩會，這些現象的確讓人感受到了一股濃濃的民主新風。正如一家印度媒體所評論，中國兩會的民主氣氛日漸濃厚，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高度地警醒：一個健全的代議制度，並非只有兩周的熱議所組成，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兩周的“監督強力”。
要真正形成中國特色的、有效力的代議民主新風，代表委員的參政議政所形成的監督強力，就不能像同在三月裏的“3·5學雷鋒”與“3·15消費者權益日”那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必須保持對公權部門必要的監督“擠壓”，要讓兩會上集中討論、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會後得到監督上的延續。在代表委員並非專職的情況下，人大政協需要強化對兩會暴露出來問題的監督強力；代表委員日常作為民意代表，隨時監督公權部門隨時答復，也應該成為常態；而對于代表委員個人來說，雖然單個人的力量有限，但代表委員憑借自身的身份影響，在日常生活中及時發表意見，對于提出的質詢、提案的辦復情況及時督促，還是能夠起到積極作用的。
面對大量的民生積弊，我們的代表委員不能只會“望聞問切”，而不會“開方抓藥”；更不能只管開方，人家照不照方抓藥、肯不肯吃藥都不管不問。有些意見攢上一年才拿出來到兩會上去說，形成一個漂亮、繁榮的民意表達泡沫，這並不是正常的參政議政思維，也不是中國式代議制度應有的“特色”。■畢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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