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作者文集
因認為購買IC卡收取押金20元違反相關規定、且押金數額超過IC卡本身成本，乘客肖均佑將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肖均佑向法院申請調取制作IC卡的成本資料，而一卡通公司卻稱，IC卡成本資料屬于企業商業秘密，沒有義務予以提供。（3月23日《北京晨報》）
公交公司IC卡上的沉淀資金及其流向成了城市生活中又一不解之謎，在壟斷經營成本向來是一筆糊涂賬的惡劣慣性下，似乎只有壟斷企業合法的自由裁量權、而沒有公民分散而弱勢的知情權。比照2006年底“經典”的判例——中國政法大學林斯微狀告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收取20元押金過高，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理由是林斯微沒有證據證明IC卡成本低于20元——今日肖均佑的上訴未必就會有更為美好的預期。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在一些公民的屢次上訴中，法院卻把公交IC卡成本的“舉證責任”一次次推給上訴人，這無異于明晃晃堵死了公民在“IC卡押金公正與否”上的司法救濟——按照傳統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法院駁回其上訴的理由是正當的；但是，鑒于權利主張人和公益壟斷企業之間明顯失衡的博弈現實、公益壟斷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市場衝動、權力與行政、職務與監督的事實顛倒，考慮到司法公正的基本法理，公交IC卡成本證據的採集理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商業秘密”不是規避公眾知情權的“免死金牌”。比照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規定，構成商業秘密的要件之一是“生產中有訣竅，具有實用性，能為其帶來直接或間接經濟效益，披露後會造成損失”。即便按照各地公交公司的說法，很多芯片程序是“進口”的，那麼，“商業秘密”應該是生產企業的秘密，而不是發行公司的秘密。再者，一味出于尊重卡商秘密而不分青紅皂白地花大價錢購買，為這種“冤大頭”買賣最終埋單的市民還不能問問嗎？要件之二是採取“保密措施”、讓公眾無法獲得核心信息。但是關于公交IC卡，當前一些會制作IC卡的公司企業都不諱言其成本幾何，何以發行銷售的公交公司倒“秘密長秘密短”起來了呢？這個成本的宏觀語境和科技含量如此清晰，何以一到公交公司那裏“成本”就“神秘”起來了呢？由此看來，一些公交公司把成本弄成秘密的尋租手法並不高明，若不是依仗著和壟斷、公權的關係，這一成本是永遠都不可能升級為“暴利秘密”的。此外，銷售IC卡的公交公司與用戶實質上是一種質押關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六十七條：質押擔保的范圍包括主債權及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質物保管費用和實現質權的費用。就卡的押金來看，公司只能收取卡本身的價值（主債權）和卡有效期內的利息，超過這個標準收費，即便有物價部門的批準也是不行的。
公益壟斷企業往往帶有底線的民生性質，其歷史淵源必然與公意、與財政息息相關。“補貼的時候談民生、賣價的時候說秘密”的邏輯有悖經濟倫理，更有悖權責關係。一件普通商品，我們並不關心其成本，因為正態市場競爭會代替消費者驅使商家不斷物美價廉——我們對公交IC卡等公益壟斷產品的成本敏感，恰恰就在于它們不僅遠離了市場，而且還遠離了等值的交易公平。因此，無論從哪個邏輯來看，公益壟斷都不能以“商業秘密”來豁免其尊重公民知情權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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