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史上最牛的釘子戶”經歷了一場虛驚:3月22日，重慶九龍坡區法院只是召開了一次通報會，並未實施強制拆除。法院解釋說，法院使用強制執行的手段時有相應的法律程序。這意味著，強制執行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利劍隨時落到楊吳夫妻頭上。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法院是否已盡到了詳盡審查當事人雙方權利主張的責任？
按照現行的拆遷流程，開發商從政府那裏拿到土地建設使用權，但與楊家始終未能達成拆遷補償協議。開發商便找政府，而政府負有向開發商完整交貨的商業責任。有這層關係，九龍坡區房管局當然會作出要求楊家拆房的行政裁決書。楊家人拒絕簽收，房管局便向同在一個屋檐下的該區法院提起《先予強制執行申請書》。法院認定，房管局的拆遷行政裁決書“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無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的行為。”法院接著又說，必須對楊家運用自己手中的強制執行權，理由是，“不及時執行可能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筆者的第一個疑惑是，楊家不走人，將會損害哪個利益？是國家利益、公共利益，還是他人的合法權益？筆者無由看到法院的強制執行文書，遍查媒體也不知究竟。但此事幹係極大，法院總得給個說法。
從當地行政部門官員的話說，楊家拒不離開，會損害“公共利益”。因為，楊家孤房影響商業開發，而按照政府的邏輯，商業開發就是城市建設，因而也就是官員眼裏最大的“公共利益”。吳蘋反對這種邏輯，說商業開發根本不是公共利益。江平教授出面質疑說，不能吳蘋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公共利益。這意見當然十分正確。但人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不能政府官員、開發商說拆遷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誰來決定楊家走人是不是公共利益所係？本著法治的理想，人們期望法院來作出判斷。但是，支持政府強制拆遷的法院，對于本案究竟涉及到什麼樣的公共利益，卻沒有進行論證。法官判決的力量不是來自國家的強制，而是來自理性的力量。法官要讓自己的判決順利執行，必須給出合乎法律規定同時也合乎天理人情的論證。這論證不僅為了說服當事人，也是為了向法律人共同體表明，自己盡到了法律人對正義的責任；更是為了向整個社會證明，法律對行政機關和普通公民是平等對待的。法官要讓楊家人違背自己意願執行房管局的行政裁決，就得公開地講出點道理。但法院似乎省略了這道手續。
法院之所以講不出詳盡而明晰的道理，可能是因為，法院在認可房管局行政裁定書時，沒有對該行政行為所涉及的實體爭議進行審理。法院對房管局拆遷行政裁決書的認可，主要基于程序合法性審查的結果，法院稱讚這份行政裁定書“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無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的行為。”但這就足以讓法院強制楊家人執行那份行政裁定嗎？
大多數人會承認，設立法院，不是為了雇一幫人來查看行政文是否書寫得合乎法律規定的格式，如果是這樣，法官跟語文老師就沒區別了。設立法官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些正直的專業人士，秉持理性，以公義之心，深入探究每個爭議內在的是非曲直，告訴當事人哪兒做錯了，哪兒做對了，從而恢復正義。準乎此，法官僅以行政裁定書合乎程序為由，即決定強制該行政裁決書，似乎是一種偷懶行為。
法官可能會說，行政機關對開發商與拆遷戶之間的爭議已經作出了裁定，法院只需審查該裁定書的程序合法性就足夠了。但這樣一來，法官就拆除了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之間本應有的防火墻，法官認可行政官員是法律的實質裁斷者。那社會還要法官幹什麼？畢竟，法治的理想是:法官才是法律最終的裁斷者。
法官或許又會說，現行法律只授權法官審查行政裁定書的程序合法性，而不能審查其實體內容。但如果是這樣，法院根本就不應當啟動強制執行程序，因為強制執行並不是強制那張紙，而是強制活生生的人，法院的強制執行必定改變實體性法律關係，法官對此必須給出自己的理由，而不是簡單地說一句，房管局的行政裁定書看起來合乎格式，就輕易地認定行政裁定的內容是正確的——稍具常識的人都不會這樣推論。
當然，類似情形見諸各地，強制拆遷經常是以法院強制執行的方式進行的。人們本來相信，法院是正義最後的寄存所，但現在，法院沒有經過詳盡審查，即給行政機關的決定蓋上一枚鮮紅的大印，並積極地充當行政命令的執行者。如此顛三倒四的行政、司法關係，能否切實保障人們的財產權？（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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