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醫療事故鑒定的天平不再傾斜

陳麗君

５年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出臺時，人們曾經為醫療事故中“老子鑒定兒子”制度被改變而欣慰。然而今天，醫療事故鑒定依然在“親族鑒定”的怪圈中徘徊。在這樣的制度下，一些事故當事人雖經層層“上級鑒定”，結果往往只是加劇其投訴無門後的無助（3月28日《現代快報》）。

目前，醫療事故的鑒定權是由各級醫學會所屬的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行使，鑒定人員主要來自于醫生、醫學教研人員，而被告也是醫生，這種同行、甚至是同學、師生關係，對鑒定結論很難不產生影響。特別是當被鑒定對象是大醫院和名醫生時，鑒定人員面臨的不僅僅是醫學問題，還有復雜、微妙的人際和業務關係。

醫學會作為學術團體，其會員主要是醫療衛生行業的資深醫護人員，人員經費由國家負責，其所屬的鑒定機構亦屬于國家設立。這種由國家出錢辦鑒定的模式，具有很濃厚的行政色彩。同時，就目前的鑒定程序看，醫患雙方陳述後，即由鑒定專家組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結論，缺乏能充分體現監督的聽證程序，在鑒定結論中，也沒有支持結論的詳細說明，鑒定程序缺乏足夠的公開度與透明度。

此外，現有的責任形式對鑒定人員也很難起到必要的約束和懲戒作用。按照現行規定，如果出現醫療事故鑒定錯誤，參與鑒定人員的法律責任一般只是取消其作為專家庫成員的資格，而這對于一些本來就有穩定工作，作鑒定只是兼職的人來說，根本就算不上處罰。

醫療事故要擺脫“親族鑒定”的怪圈，有必要在鑒定的程序正義、公正性以及法律責任上下功夫。就程序正義而言，應在鑒定過程中增加必要的聽證程序，並明確鑒定結論的說明義務，即對于醫患雙方的主張支持與否，結論中都應予以論證和詳細闡述；就公正性而言，只有地位獨立才能實現鑒定中立，應賦予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員的獨立法律地位，減少醫療事故鑒定過程中的行政幹預；就法律責任而言，必須從立法上明確鑒定人員的權力和責任，讓鑒定人員握有是非黑白的鑒定大權時，承負相對應的法律責任，避免權大責小或無權無責的不對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