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4月1日播出一檔節目《城管“沒收”式執法受挑戰》，節目中稱：城管沒收無證小販的東西是大家司空見慣的事了，新的物權法出臺後，城管的這種做法到底合不合適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軼稱，“如果沒有非常明確的法律依據，任何機關和個人是不能夠隨意去沒收包括流動攤販在內的他們的生產工具，或者是他們其他的私人財產”。廣東省省委黨校教授宋儒亮也表示，城管的權力，2004年大概有14項職能300多項權力，這些權力都是工商、公安讓渡過來的，沒有經過一部法律來授予。
如專家所言，城管高達300多項的執法權，沒有經過一部法律的授權，那麼城管諸如沒收之類的執法權到底從何而來？對此，人們很容易想到一個詞：紅頭文件。事實上，以維護城市市容為執法宗旨的城管執法，大部分權力都來自基于城市市容需要而出臺的形形色色的“紅頭文件”。
根據《立法法》所確定的“下位法不得違背上位法”的基本原則，低級別的“紅頭文件”必須一步步通過“上位法”的“背書”來獲取規范的合法性。也就是說，“紅頭文件”只能是法律原則的細化，而不能公然違背法律的原則性和具體性規定。但理論的邏輯不總是符合現實，這不能僅僅用《物權法》的姍姍來遲作為搪塞的理由。即便在沒有《物權法》的語境中，《憲法》以及其他各種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公民合法財產權受法律保護。
何以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權的上位法，並不能抵擋作為下位法的“紅頭文件”對公民財產權進行侵害甚至剝奪的“違法行為”？就在于目前的法律體係中，缺乏及時而且有效對“紅頭文件”進行合法性審查的機制。雖然《立法法》在規定“下位法不得違背上位法”的同時，也有“備案審查”的機制對“下位法”進行合法性過濾，但面對層出不窮的“紅頭文件”，這樣的備案審查，總是被化解于無形。
作為集私法精髓之大成的《物權法》，其頒布實施對于法治進步的意義，無論怎樣渲染都不為過。但問題是，以《物權法》為核心的私法，之所以能夠構築起保護公民財產權的“萬裏長城”，力量不僅僅在于私法本身，而在于私法所規定的權利，能夠順利而及時進入司法程序，得到法律的救濟和保護。
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堅守和輿論的追捧，使我們見識了民眾法治意識的覺醒。因此，“為權利而鬥爭”的民眾從來都不是我們社會中的標本或孤例，而是凝聚在普遍權利訴求下的“不沉默的大多數”。從這個意義上講，之所以總是存在諸如城管執法這樣在缺乏法律授權的前提下的“侵權行為”，恰恰折射出的是公眾的權利訴求在司法救濟渠道上的不暢。
這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涉及公權力侵犯公民私權利的時候，現行法律規定，司法審查只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法律裁決。這樣，任何依托于“紅頭文件”，從而具有“合法性授權”的執法權，必將置司法于尷尬的境地：如果司法能夠維護公眾的合法財產權，就要審查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紅頭文件”的合法性，而這必然要涉及在《行政訴訟法》層面擴大司法管轄“行政行為”受訴范圍的問題，這顯然是《物權法》無論怎樣完善和發展都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規范城管權力，重要的或許不是拿《物權法》去給他們普法，而是用司法去規范他們的行為。（志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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