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作者文集
在3月31日于南開大學舉行的“激發民情，呵護民心——平民慈善與慈善教育公眾論壇”上，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認為，應轉變“慈善是富人的專利”的觀念，樹立“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推動平民慈善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關鍵，‘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應該深入人心。”（4月3日《中國青年報》）
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表明，我國擁有80%以上社會財富的富人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小于15%；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當然，富人買什麼是他的權利，但富人的慈善真的只是權利而不是義務嗎？
“富人”並非只是一個資本概念，而更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因其佔有的社會資源較窮人或平民百姓多出許多，按照基本的公平原則，他們理應比窮人或平民百姓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似乎已成了人們對富人的一種天然的道德期許。美國思想家約翰·羅爾斯在“補償原則”中提到，跑到前面的人一定要對後面的人進行補償。如果出于道德自律的補償不能兌現“慈善公平”，那麼，就應該建立一種外部強制性制度使之得以兌現。《時代》周刊的文章說，“在每一位比爾·蓋茨的身旁，都站立著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百姓”。所以，“富人慈善”對社會資源配置的矯正不僅是一種道德權利，更是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富人”與“窮人”是“人人慈善”的一對翅膀，拋開富人的慈善責任談“人人慈善”是悖謬且危險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富人慈善”的水平和習氣對“人人慈善”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最簡單的一個邏輯就是：慈善是一種能力。如果把基于慈善責任考量下的“富人慈善”拉低到窮人的水平，就譬如從富人的“一家面包廠”和窮人的“一袋面包”裏分出等額的“慈善面包”來周濟社會，這顯然是另一種不公。尤其是在我國基尼係數已到了警戒線邊緣的社會背景下，妄談“人人慈善”只能導致“人人不慈善”。
“損有余而補不足，天之道也”。美國《金融時報》並不諱言：按照收入的比例來算的話，美國的慈善事業可能要排在發達國家的末尾——這是一個世界慈善大國對“慈善”的感同身受，換句話說，美國人更樂于從平衡社會序列，而不是從抽象道德的角度去闡釋慈善，他們也樂于接受“富人慈善”支撐美國慈善這一事實。正是有了這樣的理念，其慈善事業才能跳出道德譴責的怪圈而朝著組織化、網絡化、制度化理性邁進。缺席“富人慈善”的“人人慈善”遍布風險，即便是把“富人慈善”與“窮人慈善”等量齊觀也是一種“偽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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