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法》不能直接約束行政機關的具體執法行為。以為《物權法》頒布後城管就不能隨便沒收“走鬼”財產，是朦朧法律意識下的一種天真的誤會。
現如今公民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這是社會法治化程度提高的表現，當然是值得積極鼓勵的大好事。許多維權行為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例如重慶的“最牛釘子戶”楊先生夫婦的不懈抗爭。不過，公民對于法律的理解力，似乎與其權利意識的增長並不同步，以至于每當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動時，經常會出現一些善意的“誤讀”行為。例如，2004年《憲法》修正案頒布後，有人將《憲法》放大復印後張貼于已被劃入拆遷范圍的房屋門前，作為抗拒拆遷行為的“尚方寶劍”，理由是《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懂得私產受保護是憲法權利，這是公民“法商”在提高；但是大多數人可能並不清楚，保護自己合法私產的直接法律依據並非《憲法》，而是依照憲法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規。
如果說以《憲法》為捍衛私產之武器，主要目的也許是引人注目的話，那麼《物權法》頒布後引發的一些人對城管查扣“走鬼”商品合法性的質疑，則誤讀的程度更深些。
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即“城管”）是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設立的、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關。城管作出的暫扣、罰款、沒收等決定，屬于行政處罰行為。城管行使處罰權的直接依據，一般是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廣州是兩者都有）。城管處罰權的具體內容，經常散見于多部法規和規章中。只要城管的處罰行為有法典（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上的依據，並且處罰程序也合乎相關法典的規定，處罰行為就是合法的。當然，公民不服處罰行為，仍然有權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處罰（以及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其他行政行為）引起的是行政機關和被處罰對象（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法律關係），由于這種關係中的一方是國家行政機關，是公權力主體，另一方是私權利主體，這種關係就屬于公法上的法律關係（憲法、行政法和刑法都屬于公法）。相對而言，民法是調節私權利主體之間法律關係的法律部門，屬于私法的范疇；《物權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國家行政機關通過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方式剝奪私人的財產（例如沒收“走鬼”商品），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這些法律依據，只能是公法上的依據，例如《行政處罰法》、《廣東省查處無照經營行為條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2002）、《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細則》（廣州市政府，1999）等，而不能是私法（例如《物權法》），這是法律體係內部的分工。
憲法和法律對于私產的保護分兩個領域進行：在私法領域，通過對物的歸屬及變動規則進行規定，為私人主體之間與物權有關的行為提供依據，從而起到保護權利人物權的作用，是民事法律規范的任務；在公法領域，對私產的保護則是通過規范公權力的行使依據和行使方式，並提供救濟渠道來完成，這是行政法律規范的任務。簡單來說，《物權法》不能直接約束行政機關的具體執法行為。以為《物權法》頒布後城管就不能隨便沒收“走鬼”財產，是朦朧法律意識下的一種天真的誤會。至于很多人對城管執法的方式不滿，那也是另外一個需要依靠相關的行政法律規范的完善來解決的問題，《物權法》對此就鞭長莫及了。
順便說一句，上述理由，在現行法典中是找不到的，在法學上卻是常識。法律知識不是單獨看法典就可以學會的，“法商”的培養還需要一些基礎的法學知識。這也許是“普法”教育需要注意的一個方面。（劉文靜 暨南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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