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二字，反映了長期以來對官員境外存款監管缺失、監督乏力的尷尬現實。張偉民的落網，給反腐敗提供了一種啟示：以“隱瞞境外存款”究罪，一舉打開缺口，極可能擴大反腐戰果。
這兩天，一條新聞引起公眾對一項罪名的關注：“上海查獲首例隱瞞境外存款案，疑犯資產達2800萬元。”曾任上海嘉定區煙草分局長、供銷社主任的張偉民，以妻子名義在香港某銀行開戶，存入巨額外幣，卻未按國家規定如實申報，後又將巨款轉匯去美國，隱瞞了境外存款事實。從這條線索入手，檢察機關一舉查獲張偉民同時犯有侵吞公款、收受賄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數罪並罰，判刑20年。
以動輒億元的腐敗案件計，張偉民涉案金額不算大；以張偉民2800萬元的資產計，其境外存款344萬元，所佔比例也不大，但是，這筆錢卻改變了整個案件的“重量”，使它成為上海查處的第一例隱瞞境外存款案，從而開啟了“塵封”十年的刑法條文。上海媒體甚至稱，這一個案在上海乃至全國都是首例。
其實，在國內，張偉民並非以“隱瞞境外存款”治罪第一人。2003年，擔任過深圳市政工程公司總經理、深圳地鐵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馬恭元，被檢察機關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起訴，法院未予認定後一項罪，而是認為馬在境外折合人民幣442萬元的存款未按規定申報，構成隱瞞境外存款罪，加上受賄241萬元，兩罪並罰，判刑16年。
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第395條第2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境外的存款，應當依照國家規定申報。數額較大，隱瞞不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事實上，自刑法設立該罪以來，司法實踐中運用這一罪名處罰的案例還較為少見，以至于偶有個案了結，媒體即有“塵封十年的刑法條文被開啟”之說。“塵封”二字，反映了長期以來對官員境外存款監管缺失、監督乏力的尷尬現實。
關于張偉民的落網，媒體披露了一個細節：“2005年年底，花旗銀行致電嘉定檢察院，告知張偉民欲提取存在其銀行內的100萬美元。檢察官得知張偉民已辦理了組團赴美國考察的護照簽證，有外逃的跡象。于是，嘉定檢察院果斷‘控制’了張偉民。”花旗銀行的“配合”，是因為檢察院為此人發出過“照會”；而已經發生的大量貪官外逃，卻往往是卷走了巨款才見“東窗事發”——貪官們頻繁出境，在海外大量存款、辦理移民等，不可能毫無動靜，卻偏偏能瞞天過海。比如前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分行行長高山，擔任行長期間曾經18次前往加拿大同一目的地為潛逃作準備，居然沒人察覺有異，令人事後徒然慨嘆各種監督環節的一一失落，痛惜代表“最後正義”的司法環節竟未能阻止貪官的從容潛逃。
關于張偉民的落網，給反腐敗提供了一種啟示：以“隱瞞境外存款”究罪，一舉打開缺口，極可能擴大反腐戰果。尤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腐敗行為在世界蔓延，腐敗分子也在跨國流動，反腐鬥爭更要注重司法實踐，尋求國際協作。我國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反洗錢法》，為發現犯罪違法所得的來源和流向，以及及時防止資金轉移等，提供了法律依據及相關措施；而我國的反腐鬥爭也已經啟動與國際反貪部門、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因此，開啟“塵封”的刑法條文，此其時也。(舒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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