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硯
2004年5月，浙江長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出讓給某地產公司，這一項目獲得了省政府的批準，但當地農民認為這並不符合國家規定。最近，張召良等12位農民就此事起訴省政府並最終勝訴。他們用法律糾正了省政府的一次行政行為。（4月12日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
這一事件，很大程度上具有標本意義。
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組數字顯示：自1990年行政訴訟法正式施行13年以來，全國法院共受理了80多萬件行政訴訟案件，幾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領域。近6年來，“民告官”逐年激增，而且“民”的撤訴率和敗訴率逐年下降，“官”的敗訴率則上升了近4個百分點。隨著《行政許可法》的實施，政府和領導幹部走上法庭當被告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事。從這種角度來說，12位農民狀告省政府，用法律糾正省政府行政行為的不是偶然。
不過，對大多數人而言，“民告官”仍是一新鮮事物。新華社公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民告官”中一個制約行政訴訟發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作為原告的“民”普遍存在著“三不”，即“不知告”、“不會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賦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辨別不了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是否損害了自己的利益，以致無動于衷；不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了解訴訟的程序，怕報復，不敢告。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權利意識還亟待進一步增強，中國農民真正完全學會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還有待時日。而現在，長汀村的12位農民狀告省政府，無疑會起到開啟民智、喚醒民眾法律意識、維權意識的示范作用。
但必須承認的是，在這勝訴的背後，12位農民付出的過于沉重的成本也帶給我們諸多不安。如同報道所說，在村裏，張召良一直是種田能手，也有技工證書，做過鄉鎮企業的機械技術員，還會計算機操作，每年三四萬元的收入讓一家三口在當地也其樂融融。但是2005年，在官司打了一年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由于害怕遭報復連累到妻子、孩子和整個家庭，張召良選擇了和妻子離婚。張召良失去了作為一個公民本應擁有的“免于恐懼的自由”，這又是一種怎樣的辛酸？
當公正在最終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之後卻不能帶給他（她）本該屬于自己的幸福，這種公正的意義也會大打折扣，甚至變得有些得不償失。而那些需要討回公道的人則很可能因為高昂的代價而選擇無奈的放棄。所以，如何降低“民告官”的維權成本，使民敢于告官並值得告官，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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