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種新型城管形式即城市管理公司的出現，在武漢市引起爭議。武漢市東西湖區城管局辦公室副主任劉波稱，由于西湖區城管部門沒有那麼多編制和經費，所以採取了這種管理模式。（4月13日《法制日報》）
作為城市管理目標的執行者和實現者，“目標的宏大”和“編制經費的闕如”之間的反差，使得城管部門要完成“執法任務”，甚至要創造更輝煌的政績，必須在“編制和經費嚴格控制”的夾縫中謀求生存空間。這樣，如果承認作為執法者的城管部門也是理性人，其創新城管模式，探索出諸如“城管公司”這樣的“管理怪胎”也就不足為奇。
但是，城管公司的存在注定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邏輯悖論。作為純粹的私主體，城管公司不可能有執法權，也不能通過有執法權的城管部門“授權委托”獲得執法權。《行政處罰法》對受委托執法的機構有嚴格“資質限制”，而城管公司哪怕是其中的“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這一條都不符合。另外，公司作為經濟實體，其首要和惟一宗旨是盈利，而行政執法是以公共管理而非“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讓“城管”和“公司”聯姻，實在荒唐。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當城管目標和城管執法實踐產生衝突，導致執法機構在壓力之下，不得不以“亂點鴛鴦譜”的方式解決問題時，究竟是該從法律上明確城管的執法地位以及保障編制、經費，還是從城市管理理念上反思城管的執法目標？當然，這樣的責任不應由城管部門承擔，而應由城市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省思，即城管執法到底是為“經營城市”服務，還是為民生“保駕護航”？
假如將城管執法界定在服務民生上，問題雖然不可能迎刃而解，但至少可以緩解城管部門的執法壓力，比如寬容小攤小販、變管理為服務等，都會讓城管真正在現有的編制和經費條件下，更好地履行起管理職能，而不是為了實現太多難以承受的目標，不得不探索出匪夷所思的“執法模式”。當然，真正該反思的是城市公共政策的理念決策者。要知道，理念的偏差，其結果可能不僅是執法者的“怪象環生”，更有可能不斷激化執法目標所預設的“執法矛盾”。（志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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