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有兩句話特能打動媒體，一句話是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媒體不是中央紀委、媒體不是審計署、媒體不是調查組、你不能要求他們每句話都說得對，只要有事實依據，就要高度重視”；另一句是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撰文說“讓媒體說話，天塌不下來”。這兩句話一時傳遍大江南北，惹來好評如潮。
    
    雖然這兩位高官並沒有多大理論創新，但其身份所暗示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在媒介化時代，握有權力的高層們已經意識到放開輿論環境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的鼓與呼，對于健全的輿論環境更具有現實的推動力。備受輿論歡迎就是很自然的。要是考慮到我國輿論監督的壓抑史，這“自然”無疑是發自公眾內心的，但也帶著些許隱憂。隱憂不僅在于一些官員們為了博得公眾的一時好感，而放出的大量甜言蜜語，這樣的案例稍有點歷史意識，就能隨手拈來許多。但更在于輿論監督僅僅靠官員個人的魅力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呂日周式的監督模式在2003年風靡一時，今日卻難覓其蹤跡。
    
    因此，在對這兩位高官的“美言”唱讚歌時，我期待他們能把“美言”化為切實的行動，感召更多的官員身體力行，乃至形成了執政的道德規則；也更期待他們能夠把這“美言”所體現的思想制度化，以制度的形式架構媒體與政府、媒體與公眾、公眾與政府之間的合理關係。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符合憲法精神的制度性設計，推進政治改革進程。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均知道，這一過程是痛苦的，艱難曲折的，也許是漫長的。這在于在當前各種利益衝突中如何科學的界定媒體與政府、媒體與公眾、政府與公眾的多重和諧關係，是項具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要盡量減少建構過程中的陣痛，降低前進中的社會成本。這要求政治權威既要大膽又要謹慎，在“左”與“右”的衝突中把握要前進的方向，保證航行的正確方向；要求媒體和行政官員均具有自我克制意識，媒體克制追求利潤的衝動和炒作的欲望；官員克制權力的欲望，遵守行政的職業規則，兩者的克制、理性，有利于彼此之間的換位思考，相互諒解與理解，以漸次形成媒體與官員的行為規則體係和職業規范。在這重塑規則的陣痛中，難免些失誤與挫折，衝淡可能出現的失誤與挫折需要公眾的寬容、諒解。
    
    在這些“要求”中，兩位高官的高聲吶喊的深層含義凸現出來：他們的高呼為停滯的輿論監督的制度建設打開了一個缺口。因此，在他們“美言”之後，我們有了更多的期待，期待他們能拿出行動來，比如希望他們能推動制定新聞法、輿論監督法、記者保護法等法律，然即使上述法律的制定依然尚須時日，我們依然有期待，期待他們在他們職權范圍內，在他們本係統內，能以切實的措施推進輿論監督的進程，能以開拓創新的魄力探索媒體與政府、公眾、社會四者之間的和諧關係的新經驗。但願，他們不會讓公眾的期待落空。（劉繼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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