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消息傳來，震驚之余，或許我比他人多一層感受。大概持續十年，我每年都去那裏一次，這個小鎮和州際公路拉開一段距離，非常安靜。雖說是南方山區小鎮，給人的印象卻是開放和國際化的；雖是一所理工大學，風氣卻很藝術和人文，記得在學生中心還一直懸挂著兩張學校收藏的現代手法的經典東方庭院畫作，美極了。現在，從電視裏看著我們去過的熟悉地方，發生如此驚人事件，自然特別難以接受。事件發生後，評論蜂擁而出。我想，更應該做的，大概是就事論事。
一個精神錯亂的個人
對這一事件的評論延伸到一係列話題，如種族問題、種族品性和教育，再延伸到美國的持槍自由等等。洛杉磯加大教授普雷特就在《潘基文也是韓國人》中評道：“在將韓國學生從校園驅逐出去之前，應該先談談美國允許個人自由持有槍支的問題……不應該忘記，為飽受內戰煎熬的蘇丹帶來和平而努力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是韓國人。”這種評論實在離題，他的假設前提是虛妄的。美國並沒有要把韓國學生“趕出校園”的公眾輿論，以此引出評論就成了自說自話。正在競選的希拉裏評論得更誇張，把話題延伸到政治層面：“這一事件傳達了一個信息：必須改變了！”意思是發生如此惡性事件，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大選應考慮換黨換人——話題落到她的競選上。
上述種種話題，種族、教育、持槍自由、政黨輪換，話題都獨立存在而有意義，只是一定要依附在這個事件上，有的就很勉強。例如，持槍自由在兩百多年前被寫入美國憲法，有它的歷史理由，今天討論這個命題，也有它的理由，討論還會長久持續。可是，從常識角度去看，在這一事件上，與其高瞻遠矚地討論自由問題，還不如檢討具體的制度漏洞。如法律規定賣槍必須對顧客做犯罪記錄的背景調查，現在似乎還應該考慮，如何規定實施對顧客精神病史的背景調查。發揮過度反而掩蓋事件本質，妨礙吸取真正教訓。
所幸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是成熟的，反應冷靜。成熟的標志是遇事從常識出發，把事情局限在“一是一，二是二”的范圍。此案不復雜：“導致本案原因，只是一個精神錯亂的個人。”從常識出發的簡單判斷，避免了不必要的過度反應。任何國家都有精神疾患的病人，這是一個常識；即便世界上沒有槍，他還是可能開一輛汽車撞死同樣多的人，這也是常識。因此，這是一個單純的偶然事件和悲劇。基于這樣的認識，民眾悲傷地上教堂，在校園放上悼念的鮮花，對學生做心理輔導；樂隊在住著傷者的醫院草坪上列隊，吹起鼓舞人心的管樂，相互打氣，試圖從哀慟中自己如何才能“評”得“語出驚人”，也不必考慮如何利用這走出來，恢復信心和希望，早日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這個時候，民眾表現常常比評論家和政治人物更正常，因為他們憑常識看待非常事件和正常生活的關係，不需要端起架子考慮個事件，討論一個“重大命題”。
什麼樣的病患和教訓
根據報道，這次槍擊事件的制造者，童年時被診斷為自閉症。自閉症在各國都是一個有一定比例的精神疾病。它的特徵是，先天形成、病因不明，病況各不相同而復雜，至今沒有治愈可能，患者的社會化程度極低。醫學界對自閉症的研究歷史很短，只有將近六十年，而中國對自閉症引起注意只有二十多年。大家對這個病症缺乏知識，而僅僅中國就有至少180萬患者。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無法根據他人感受調節控制自己的行為。
各國都試著從積極方面介紹自閉症，例如美國電影《雨人》和一些對自閉症專才的報道，希望借此引起社會對病患的關愛，這當然是對的。同時，自閉症患者差異非常大，很多患者屬于醫學上所說的“高功能性自閉症病人”，在訓練後能夠參與一定程度的學習和工作，美國醫界的對應思路還是盡量訓練他們自立、在社會中生活，這也有它的合理性。可是，這樣的思路走過頭，也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另一面的介紹和關注，就是自閉症患者無法調控自己的行為、此疾病的本質就是無法適應社會，一些病患也可能被異常憤怒情緒控制，具有攻擊性和破壞性，自身也因此處于極大危險中。在我看來，這一事件的最大教訓，是社會必須對精神方面的疾患引起高度重視，跟蹤關注和評判病患每一階段的精神變異程度，採取相應措施。這次的槍手很早就被發現有極端的暴力幻想，學校和教師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沒有相應的治療和措施。社會應該從醫學研究的特殊角度，去了解病患感受，以最大可能保護他們的安全，滿足他們的特殊要求。同時也注重有效預測他們的行為，盡量減低他們和社會的病態衝突。
類似事件在中國也曾經發生。曾有一名大學生連續殺害了幾名自己的同學室友(即馬加爵事件，編者注)，社會反應大多集中到“貧困導致憤怒”的“社會反思”上，完全忽略這個年輕人從小就表現出來的精神異常。這樣文不對題的討論，最終結果就是社會無法吸取應該吸取的教訓，無法對未來有可能防范的類似惡性事件增加防范。
新聞熱點和人性弱點
槍擊事件在中國引發的另一個話題，有關新聞熱點。幾乎在美國事件發生的同時，中國發生礦難，有和槍擊事件犧牲者同樣數量的礦工死亡。有人感嘆中國媒體和公眾對兩個事件的關注程度有很大差異，質疑是否在大家心目中，美國人的命“更值錢”？其實，這是一個新聞性問題。所謂新聞性就是一句大家熟悉的新聞界格言：“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相比之下，後者有更大的新聞性。
很少有人直面新聞性的本質所在。尤其在中國，長期來人們習慣于把一切政治化社會化或者道德化，其實是思維簡化。因此人們常常忽略一個事實，就是人最不了解的其實是自己，最不願意正視的是自己的器質性的精神狀態。人是有共同弱點的，這些弱點與生俱來。新聞性規律的存在就是一個最明顯的證明。不論事件本身的性質如何刺激，假如重復多次，人會普遍產生精神和反應的疲勞，本能地會降低對事件的關注和興趣，轉而追求僅僅因為“新奇或罕見”而被認為更具“刺激性”的“新聞”。這就是新聞性之人性弱點的基礎。換句話說，假如中國發生類似的校園槍擊事件，它在美國引發的關注程度，一定強過造成同樣人數死亡的伊拉克自殺炸彈的新聞。因為前者是罕見的新奇事件，後者重復發生，新聞性已經很低。
新聞性所表達的人性弱點，是一個值得大家清醒認識的事實，對新聞界尤其如此。你不可能違背新聞規律，忽略新聞性；也不應該刻意迎合人的弱點，一味追求“人咬狗”新聞，從而忽略新聞界應盡的社會責任。因此，在關注美國校園槍擊案同時，中國新聞業者在提醒讀者，必須關注自己土地上發生的悲劇，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我們還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自己的悲劇為什麼重復發生？為什麼重復到了已經使人精神疲勞、新聞性降低到了不提醒就可能被忽略的程度？
由此我們應該認識到，新聞業的作用不能低估、也不必高估。它在一定限度內發生作用。防止悲劇的真正步驟，還是需要對症下藥的具體措施甚至立法，以及強有力的實施措施和執法的能力。（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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