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這個勞動者的節日裏，廣州番禺一集團的員工朱光兵丟了飯碗。公司的理由是勞動合同到期而終止合同，而他則認為真正原因是他的“不安分”：私底下組織工友，要求成立工會（5月5日《廣州日報》）。
由此，筆者聯想到一則案例，與此可謂如出一轍。北京一家公司的工會主席唐曉東因為敢于為工人說話，被公司解除了合同，雖然後來他贏得了官司，但法院判決的基礎是唐與公司的合同還未到期，而不是唐為職工維權的正當性。現在，朱光兵的遭遇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僅僅因為他們參與工會工作，敢于與資方“作對”，最終丟掉飯碗也就是其必然結果。
為何這種情況一再發生？為何企業能有充分理由置職工的利益于不顧？問題的關鍵在于工會的權力不明確。
確實，目前工會地位十分尷尬，只能依附于資方而存在。因此，工會的權力能行使多少取決于資方的忍耐力，工會又有多少能力與資方博弈和抗衡？對處于強勢地位的資方來說，可以依靠合法途徑制裁“不安分”的職工。比如，勞動合同到期了我就不再與你續約，這並沒有違反勞動法，任何人也奈何不了我。
資方的這種權力，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軟暴力”，在形式上合法，卻違反了基本的公共道德和社會責任，給本處于弱勢的職工群體施加看不見的壓力，使他們不敢“出風頭”，只能老老實實逆來順受，也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虛權利”不堪一擊。
因此，要讓“虛權利”實起來就要通過各種途徑賦予其實際的權力，使其能夠與資方進行博弈。雖然這路還長，卻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庾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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