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村田教授家做客，聊天時問其夫人，為保護環境做些什麼。她先說室內，冬天充分利用陽光為室內增溫，家人多穿衣物注意保暖，夏日利用晝夜溫差和自然通風調節室溫，盡量少開空調。又說購物，自己帶包，不要商店塑料袋，可減少白色垃圾。肉盒、牛奶盒和飲料瓶等容器包裝，用後洗凈晾幹送回商店循環利用。再說垃圾，一是盡量少產生垃圾，生物垃圾用作肥料養花培樹；二是盡量讓其他垃圾能夠再生循環利用，細致分類、按時間按地點投放。村田教授說，日本人環保意識較高，並非與生俱來。提高環保意識沒有捷徑，要靠政府、企業、學校、社區和市民各盡所能，持之以恒。
環保意識的提高，離不開環境立法的推動。日本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經歷過嚴重的水質污染和空氣污染並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階段。例如１９５６年的水俁病，１９５７年的痛痛病，１９６１年的四日市哮喘病，１９６４年的米糠油事件。公害給人們生活和健康造成嚴重損害，國民要求政府強化公害對策的呼聲不斷高漲。１９６７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公害對策基本法》，１９６８年制定了《大氣污染防止法》和《噪音規制法》。１９７０年第６４次國會上重新修訂《公害對策基本法》，並制定了《廢棄物處理法》等１４個環境相關法案，使此次國會成為著名的“公害對策國會”。相關法律加進了居民應該享受良好環境的“環境權”這一新見解，在反對公害的市民社會中引起強烈共鳴，“環境權”成為日本此後環境立法的基本理念。
環保意識的提高，也促進了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上世紀６０年代是日本公害事件的高發期，產生公害問題的直接原因是企業將伴隨生產產生的廢棄物直接排放和隨意丟棄。７０年代是公害訴訟的高發期。訴訟結果，作為當事人的企業不僅要支付訴訟費用、受害者救濟費用、環境再生費用，還要承擔道義責任和企業聲譽下降的負面影響。公害訴訟的積極意義在于促進了企業環保意識的提高，進而促進了企業環境技術革新。在公害發生最多的制造業，最初只考慮如何處理排放的污染物，後來則注重如何減少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等“清潔生產”技術的開發。隨著一係列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法規的出臺和政策實施，促進了環境產業的興起。日本的環境產業經歷了“公害防止型”、“資源節約型”和“資源循環型”的變遷。
環保意識的提高，與環境教育普及相輔相成。環保意識不僅需要政府的倡導和企業的支持，還需要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而環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環節。１９７０年，“公害”一詞首先在日本《小學學習指導大綱》中出現。１９７１年，日本文部省決定在“社會科”中增加有關公害的學習內容。在“環境教育”還未引進日本之前，環境教育是以公害教育這一形式存在的。日本實施的學校環境教育大致分為親近自然教育、了解自然教育和保護自然教育３個階段。除重視學校環境教育外，還重視社會教育和社區教育，在培育個人自由參與社會活動能力的同時，平衡自由與責任、權利和義務的關係，滲透環境保護意識，提高參與環保社會活動的自覺性，增強作為地球公民為人類、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承擔義務的責任感。（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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