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富人名人對罰款滿不在乎　圖片來源：人民網

    陳一舟　作者文集

    安徽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日前宣布，安徽省目前正在探索具體辦法，以遏制名人富人超生的現象蔓延。據了解，按照新的管理辦法，安徽已對一個違反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私營企業老板徵收了6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新晚報》5月13日）

    名人富人想生就生，嚴重違反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制造了社會不和諧因素。因此，嚴懲名人富人超生，勢在必行，並已成為各地政府部門的共識。然而，該怎麼嚴懲？對此，我們注意到，很多地方都選擇了“經濟重罰”作為嚴懲名人富人超生的辦法，安徽此番對一名超生私營企業老板徵收60萬元社會撫養費就是其中一例。

    60萬元罰款對于普通人來說，確實是一筆“巨款”，可是，對于有錢階層尤其是具有超生欲望的富人而言，60萬元就算不上什麼了。

    長期以來，對于沒有社會公職的人員，超生處罰主要是由有關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社會撫養費這個概念，是在2002年起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出現的。“不符合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但在事實上，繳納社會撫養費已經成為現實中富人明目張膽超生的“門票”，只要有錢，只要不怕罰，就可以公然超生——不就是幾十萬嘛，小菜一碟！所以，繼續單純以提高社會撫養費數額作為嚴懲富有階層超生的懲治手段，其作用不容樂觀。

    前不久，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表示，當前，法治與德治雙管齊下，是遏制富人超生的可行之道。可在具體操作中究竟該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要想嚴懲名人富人超生並取得實效，“法治”思路必須拓展，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用更多的法律手段對“單一罰款式處罰”進行補充。與此同時，還要以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應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係，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挂鉤等等。

    通過相關措施使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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