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陵    作者文集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項社會調查報告顯示，流浪乞討者超過95%屬于“職業乞討”。有關專家建議，借鑒一些西方國家的做法，對那些確屬家庭經濟困難和社會保障無法解決生存問題的行乞者，有關部門可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以進行分類管理。（5月16日《人民日報》）

    對于專家的建議，支持者稱乞討“持證上崗”，有助于規范城市管理,反對者稱乞討“持證上崗”，無異于對職業乞討的默認。而我看，無論支持還是反對，能夠公開討論這個問題，就已經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要知道，在多年前，乞討是根本不容許存在的，因為它“給社會主義制度抹了黑”。

    現代社會，寬容乞討是一種文明。允許乞討，體現的也是一種人性關照。但我認為，讓乞討“持證上崗”，不太符合現實中國國情：一者，乞討往往是異地進行，也多居無定所，對是否為“職業乞討”，存在認定難的問題。二者，在中國貧困群體客觀存在，相當一大部分人尚未納入各種保險制度的當下，潛在的乞討者在一定范圍存在，實行“持證上崗”制度，可能刺激那些本來可以通過幫扶脫困的人行乞，這顯然不是好事；三者，乞討在很多時候是無奈的臨時脫困之舉，比如突遭困厄，忽遇災禍，倘若非要人家辦了“證”才來“上崗”，又怎麼實現救急的目的呢？四者，現在連身份證都能做假，何況“行乞信用證明”！屆時真偽難辨，非但“持證上崗”會流于形式，更可能被別有用心者利用來作惡。

    與其讓乞討人“持證上崗”，不如對乞討進行必要的限制。限制乞討，首先是對乞討的一種承認，這較之過去一律禁止就是一種寬容；限制乞討，也利于管理，要看到，無序乞討影響城市市容，也不利城市治安，限制乞討就是改變對乞討放任的現狀，所體現的也是社會的進步。

    如何限制？可以考慮這樣三條：一是嘗試設立禁討區，比如商業街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可設成禁討區；二是對乞討進行必要的調查詢問，對欺騙性乞討、強索性乞討、蛇頭逼迫的乞討，被非法控制的“產業化”乞討，應當堅決制止，嚴厲打擊；三是區別情況，對因遭遇突發事變（比如因故無法返回家鄉者）而出現臨時性生活困難的乞討者，政府應當給予有力有效的救助。但無論怎樣限制，須有法可依。這就需要出臺相應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規，通過立法明確設立禁討區，規范對禁討區內發生非法乞討行為的處理方式，禁討區以外乞討的管理和強制辦法，救助資金來源及管理等。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前提在于，我們對乞討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寬容，但不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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