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作者文集
茅于軾：應該理直氣壯消除對企業家存有的偏見。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5月26日《IT時代周刊》）
盡管溫總理曾語重心長地提出過“窮人經濟學”的觀點,但遺憾的是，一些經濟學家離“窮人意識”、“民生意識”卻漸行漸遠：他們一方面對窮人缺乏體驗與認同，另一方面對富人卻充溢著褒賞與悲憫。
茅于軾先生是我敬重的經濟學家，但是很遺憾，這個“優先保護富人”理論卻讓人疑竇叢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們要“理直氣壯消除對企業家存有的偏見”，這話就值得商榷。民眾為什麼會對企業家存有偏見？實在是中國部分（似乎還不是一小部分）企業家們在規避秩序上的“天賦”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的“癡呆”落差巨大。要消除偏見當然可以，不過我們得問問這種“偏見”是何以形成的？
其次，茅先生認為“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近年來問題企業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進而提出“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暫且不論一個社會保持對富裕群體的警惕與審慎是否重要，單就茅先生前段邏輯來說就顯得有些悖謬，周正毅等人在未曾被查處之前，不照樣招搖在“中國企業家”的行列（甚至是前列）嗎？茅先生以“好的中國企業家”偷換“中國企業家”這個概念，難怪滿眼都是經濟聖人。原諒我再問一個尖銳的問題：當“周正毅等人”混跡在“中國企業家”概念裏的時候，茅先生何以不早早就把其澄清出去呢？
再次，茅先生“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觀點也過于天真。要知道，倘若真要實現這一點，那至少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所有富人的收益都是合法勞動所得；二是富人具有社會責任的道德自覺，把改變窮人命運視為己任。再說，修正後的《憲法》所保護的，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財產”，而不是基于資產數量上的“富人”身份。至于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的擔心就更是多慮了，非正義的富人倒下了，社會財富依舊還在。
正如法律不是依靠自覺遵守就可以貫徹、需要的是立法的健全和執法的公正一樣，社會財富的配置從來不會自發地趨向公平與正義。郎鹹平先生在《中國經營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說：“我個人從來不相信所謂民營企業家的良心，因為我堅信只有法律才能保證良心。”其實，保護富人是個偽命題，因為，在中國，所有公民都在憲法的庇護之下，相反，在窮人得不到充分保護的資源語境下奢談“保護富人”是相當危險而詭異的——它很可能對“貧富關係”造成輿情上的斷裂與傷害。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市場經濟的舞臺上，以企業家為代表的“富人”群體的逐利本性與窮人的掙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們警惕。
茅于軾：只有富人得到保護 窮人才有可能變富！
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最近幾年接連發生了一批“問題富豪”落馬事件，引起大家議論紛紛，這些落馬民營企業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如此？企業家在轉制過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還是個案？〔閱讀全文〕
窮人愈窮富人愈富倒逼民生制度反思
中國富人逃稅漏稅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去年廣州發布的“欠稅榜”上，近七成是房地產相關企業，清查在案的尚且拖欠，遑論其他？即以個稅為例，以前國家個稅收入65%來源于工薪階層，即使去年起徵點提高後，工薪階層可能依然是主力軍——看看年收入12萬元以上個稅自行申報的尷尬局面，即不難理解這種判斷。窮人繳稅卻沒能享有良好的國民福利，富人逃稅卻還能夠以更大的優勢跟窮人一起爭搶國民福利，這難道不需要反思嗎？[閱讀全文]
經濟學家要做改善民生的促進派
經濟學家善于從經濟學角度思考問題無可厚非。但是，一些經濟學家不是為改善民生獻計獻策，而是對國家、地方出臺的舉措吹毛求疵，習慣于拿所謂的市場經濟學原理從經濟角度算賬和說事，對改善民生拉“偏套”。比如說，今年春運，火車票價沒有上浮，是黨和政府改善民生的一項實實在在的好事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而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卻對“沒有上浮”質疑，我們注意到吳敬璉先生明確說“多數經濟學家並不讚成”，這就不是一個小問題了。〔閱讀全文〕
相關文章
平民慈善與富人欠稅
拋開富人慈善談"人人慈善"是悖謬的
經濟學是科學不是感覺
給吳敬璉講一點窮人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