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5月18日。
當天中午，蘭州市西固區城管執法局某中隊執法人員將一名婦女推倒在地，導致其小便當場失禁，執法車則揚長而去。事由是城管沒收了這名婦女的椅子，而她正在菜市場門口賣粽子。這是近日《蘭州晨報》的報道。無獨有偶，類似一幕在南京市江寧區上演。據《現代快報》，5月18日晚7時許，南京江寧區城建監察中隊執法人員，因為拆違打了某村居民一家三口，還把六十多歲的老母親當場踢得小便失禁。目擊者說：“執法人員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掌將老太太推倒在地，老太太掙扎著想爬起來，卻被另外一名執法人員朝肚子狠狠踩了一腳，接著又朝老太太下身踢了一腳。”
兩個場景，行兇者都是城管，受害者都是女性。一方擁有的是權力，所以有恃無恐；一方只有卑微的權利，忍受痛苦，還要忍受屈辱。就城管和被城管而言，權力和權利的關係，就是這樣一個關係圖。到今天為止，城管人員和市民的衝突，已經成為城市管理中的痼疾。甚至去年在北京，還釀出流血殺人的“崔英傑案”。那樣的案子是第一個，但並非最後一個。類似以上情況的不斷出現，難保沒有第二個“崔英傑”。
城管問題首先在于城管人員的野蠻行政。城管是政府的派出，進行市場和城建方面的管理，有著相應的權力背景。而權力本身就是針對權利的，前者是強勢，後者是弱勢。弱肉強食，不僅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權力的天性。所以，權力一旦不加約束，便可以在執法的名義下，放縱人的本性，做出比違章之類更違法的事。上面那位老太太就是一例。面對違章，兩個城管輪番，一推、一踩、一踢，全不顧腳下的對象既是老者，又是女性。如此手腳，不僅殘忍，且違人倫。可是，它卻頂戴著執法的名頭。
這裏有必要分析一下城管人員的構成。近日《揚子晚報》有江蘇省丹陽市招募城管人員的相關報道。所招的是臨時工，主要面向下崗人員、困難群體、退伍軍人和一些當過保安的人，文憑初中即可。可以說，這些人本來是這個社會的弱勢，穿上制服是城管，脫下制服，很可能就是被城管管轄的人。然而，當作為弱勢的他們一旦有機會成為城管，心理馬上轉變。人靠衣服馬靠鞍，那制服、大蓋帽和白手套迅速給了他們權力感，而且極易膨脹。實際上，他們把每一次執法都當成“作威”的機會。惟其他們身份是臨時的，更易形成權力不用過期作廢的潛意識。所以面對自己的同類時，他們非但不會物傷其類，而且很能下得了手。這裏並非貶低城管的素質，而是在剖析人的權力意志和人的本性的某些方面，以便形成我們對權力和人性的雙重警惕。
當然，城管問題也有政府的問題在內，城管形象不佳政府亦有責任。至少管束不嚴，便是失責。是否給予城管權力過大，也在我們問疑當中。像上述發生在蘭州和南京的那兩幕，如果相關部門不對肇事人做出公正處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就是客觀上的縱容。事實上，為了創建所謂的衛生城市或文明城市以及迎接其他各種檢查——這其實是考察各地政府官員的“政績”，城管人員往往突擊，由于是硬任務，更易出現暴力行政的可能。對此，政府官員有時睜眼閉眼，因為這裏本來就有他自己的利益訴求。所以，問題出在城管，根子卻在政府。如果說市民是城市的主體，那麼，可以肯定的是，城管不是政府的打手。
至于城管人員本身，我要說的是，多做換位思考，多想想自己脫下制服的時候。崔英傑事件其實是給城管行為敲了一次警鐘。這個年輕人以暴易暴，不幸刺殺了城管人員，後者雖為殉職，但畢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誰都不願意看到這雙輸的局面，但，避免悲劇發生的主動權首先是在城管那一邊。何況在城管應有的責任中，其實包含了它為市民服務的一面，因此，權力更應該首先往這個方向使用。（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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