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的大中小城市，持續攀高的肉價已然左右了輿論的注意力。目前，廣州、北京、上海、武漢、長沙等大城市的豬肉價格，在幾個星期內每公斤就漲了5—8元，其中沈陽同比上漲99％。與此同時，肉價飛漲的市場風波影響社會層面，形成了諸如如何讓低保戶吃上肉等民生話題。但是，肉價上漲是否成為農村的熱門話題，暫時尚未可知。溫家寶總理日前在陜西考察時，既考察了生豬養殖專業村，傾聽農民對當前豬肉漲價的反映，同時也在城區市場關照肉價情況，輿論對此反響強烈——“要讓大家吃得起豬肉”，更將這一輪肉價上漲的話題急劇放大。
關于豬肉價格上漲的原因，眼下主要形成了兩種意見：“通脹表現說”和“成本推動說”。前者主要由民間智囊機構或部分研究者拋出，該觀點認為豬肉屬于最終消費品，炒作的幾率較小，漲價意味著通貨膨脹已從原材料傳遞到最終消費品，甚至標志著通脹進入衝刺階段。而後一種漲價原因是官方提供的確鑿見解。農業部認為漲價是由生豬價格周期性波動、養殖成本增加、豬肉消費需求上升等因素造成的。其中，作為此次肉價上漲的嶄新證據，作為豬飼料原料的玉米價格持續攀升，到本月已同比上漲近兩成。換言之，出欄一頭肥豬，僅飼料成本就增加了50元左右。
在目前的情況下，以通脹來解釋肉價上漲，更為充足的數據支撐尚顯欠缺，仍需要細致的觀察和調研。但無論如何，一路走高的肉價已經演變為城市中普遍的民生問題。政府力求避免肉價造成社會尖銳衝突的努力，一如既往地耐人尋味。顯然，國家行政提出了兩種調控目標，並同時經受著它們的考驗。一種目標是希望削弱肉價上漲對市民，尤其是經濟窘困家庭的影響；還有一個目標是希望將肉價上漲的利好呈遞給農民，以期從產業鏈條的最前端恢復整個產業的信心。
不過，從非市場力量在整個產業鏈中發揮的強大作用看，這兩種“一肩挑”式的調控目標，只能被作為緊急情況下的善意回應，恐怕難以像國家所希望的那樣產生實際效果。這個悲觀判斷的產生並非毫無緣由，其伴隨著的是一係列揮之不去的疑問。比如為什麼在肉價低迷的時候不見國家調控的堅強決心？理論上的肉價補貼可否也從城市貧困家庭推廣至養殖戶？就事論事地分析，飼料價格上漲固然是此輪肉價波動的直接原因，但一頭豬從農戶的圈中一直到市民餐桌上，這一產業流程中沉重的稅費已經成為剛性的成本——無論肉價怎樣漲跌，諸如屠宰稅、檢驗檢疫費等名目繁多的“豬頭稅”始終牽制著養殖戶的收益，並且對整個產業的利潤構成日常威脅。
這是一幅怎樣的圖景？農民和市民分別站在由肉價連接起來的產業兩端，農民希望肉價高，市民希望肉價低，彼此間的利益訴求形成衝突。在肉價高企甚至部分市場出現斷檔的情況下，政府強調查處哄抬價格等違法行為，承諾保證供應，都是可以理解的回應措施。不過，如果政府在肉價短期變動輿論密集聚焦的情況下，將調控目的設定在價格上，那麼很可能打擊了養殖戶的積極性，市場中應有的自我平衡能力、自我修復功能始終受到遏制。更令人憂慮的是，長期以來政府面對城鄉利益分化問題時，調控目標存在主次之分，是勢利的，其主導思路往往是犧牲農民去保護城市，因此，城鄉剪刀差不是被縮小而是被繼續擴大。在養豬產業中本就孤單的農民，無法獲得產業利潤的資助和回報，只好一次次走向失意和失落。
不論價高價低，農民的事情卻和農民無關，這很可能再次成為肉價調控中的奇怪現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平息城市高額肉價的施政決心下，這一輪肉價上漲勢頭必定得到遏制。但如果這種結果並非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使然，而是那只“看得見的手”以固守自身利益、繼續犧牲產業利益的代價獲得的。對城市而言，再高的肉價也有國家扛著，可農民卻無法從產業中分得紅利。長此以往，肉價肯定會脫離農民的價值付出，使得產業鏈分配及傳遞相應利潤的能力發生扭曲。
省市經貿部門近日也都表示，暫時不會推出“儲備肉”“救市”。這可算是一個謹慎的明智之舉。在調控行動付之闕如的時候，國家“既要市民吃得起肉又要農民養得起豬”的目標，可以作為看待問題的一個角度。但它遠遠不夠，因為從高肉價生成及被控制的動因看，行業中以高稅負而存在的國家牟利衝動才是最需要校正的。多少年來，鄉村和城市依靠產業鏈條而唇齒相依，卻因種種勢利的調控目標而變得咫尺天涯。這次蔓延全國的肉價飛漲會挽救這一疏離的趨勢嗎？（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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