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決定對去年啟動、原計劃開展一年的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予以延期，強調要堅持時間服從質量、進度服從效果。一位治理商業賄賂係統的人士表示，治理效果離預期還有一定差距，一些問題反而暴露得更明顯。(6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
去年啟動的全國性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聲勢浩大，高層重視，為何時過一年卻未達預期呢？
也許有人把治理商業賄賂比作治病，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治理商業賄賂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僅僅一年時間就想全面遏制和徹底消除是不現實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似乎治理商業賄賂未達預期是可以理解的。但筆者認為，我們不能如此輕描淡寫看待“未達預期”問題，因為它背後隱藏著嚴重的甚至是帶有體制性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真分析和思考，特別是聯想到近年來我國在其他領域開展的專項反腐行動也不同程度存在“未達預期”的問題，背後有沒有相同的障礙和制約因素，就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別的不說，就拿這兩年開展的官員煤礦撤資專項行動來說：為遏制礦難、打擊官煤勾結，國家在全國范圍內要求所有官員撤出在煤礦的各種持資。然而，實施情況卻不能讓人滿意。雖然一再推遲撤資期限，但仍有許多地方官員明撤暗持，非法開採、超能力開採仍然十分嚴重，重特大礦難仍頻繁發生，且每起礦難後都有官商勾結的影子。這多少與正在開展的治理商業賄賂情形相似，不僅未達預期，而且事實上商業賄賂在一些領域和行業仍然比較嚴重，手段方式更趨隱蔽多樣。
在筆者看來，包括治理商業賄賂在內的一些反腐專項行動之所以難達預期，究其原因，既有措施和手段上的缺陷和不足，也有制度和體制方面的欠缺，而且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最終結果。
從係統論的角度看，治理商業賄賂主要應從兩個基本方面入手，一是過程控制，二是結果控制。過程包括商業活動自身運作的過程和商業活動運作的環境，只有完善商業活動程序，加強規范和制約，並建立誠信經營的大環境，才能有效遏制商業賄賂行為發生。而結果控制也是預防、發現、制裁和威懾商業賄賂的重要環節。這兩個方面的規范和制度建設屬于基礎性工程和環境性因素，不僅直接決定商業賄賂產生存在的可能性，也制約治理商業賄賂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而恰恰在這兩個方面，我國還存在不少問題。
行業壟斷嚴重、行業自律欠缺，權力不規范、行政審批許可過多過濫，社會信用體係缺位，縱容了不正當競爭，使商業賄賂盛行，儼然成了各行各業的公開“潛規則”。這表明我們對商業活動的過程控制非常薄弱，使得商業賄賂行為肆無忌憚。而在結果控制方面，由于商業賄賂是秘密交易，行賄受賄雙方往往都是得利者，他們之間形成“利益鏈”甚至是利益同盟，因此很難被發現。這造成商業賄賂的違法犯罪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也助長了商業賄賂之風。與此同時，在司法領域出現的瀆職犯罪輕刑化傾向，也讓一些官員在接受商業賄賂時無所顧忌。
正是由于一些基礎性制度缺位，才形成了自查自糾式反腐模式，進而陷入反腐兩難境地。一方面，由于我們無法從制度上發現腐敗，因此反腐敗時只能寄希望于“自查自糾”，這是不得已而為之；而另一方面，自查自糾主要依靠當事人自律，將反腐敗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而這個基礎恰恰是空中樓閣，與法治要求相距甚遠。于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尷尬收場的結局。
看來，要真正使全國性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達到預期目的，加強體制改革，完善基礎制度，改善社會環境，是必由之路。■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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