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東 作者文集
據5月31日《東方今報》報道，為了讓孩子能夠順利地進行高考，家長們提前就訂房、訂車，忙得不亦樂乎。有的家長還在房間號上下足了工夫，酒店帶“4”、“0”的房間備受冷遇。
高考訂房、訂車選擇號碼原本不算什麼熱點新聞，不僅每年都有，也不限一地一區，可謂普遍。這些所謂的“迷信”行為到底起不起到作用，又會不會產生負面影響，恐怕也只能從是否尋找到一種考前、考中的“心裏安慰”來推定，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不是一種“迷信”也有待考量。有些更直接的迷信，諸如考前拜佛、燒香、抽簽等，也在高考前夕十分盛行。高考前後的“迷信”行為很大程度上緣于對高考的過度“迷信”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高考迷信很大程度上緣于高考制度。
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今年是恢復高考30周年，有道是“三十而立”。關于高考“革命”與“改革”之爭再度響起。國家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幹5月28日做客人民網時指出，恢復高考不僅僅是恢復了一種考試制度、人才選拔制度，更重要的是重建了社會公平與公正。高考中的問題還是要不斷地通過漸進式的改革來解決，而不能“先破後立”，搞激進式、顛覆性的“革命”。高考走過三十年歷程之後，人們對高考制度的反思是應該的，怎麼反思，怎麼改革至關重要。
不可否認，高考制度在選拔人才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與些同時，高考制度也帶來了一些與生俱來的弊端——一考定終身，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人才培養多元化的“瓶頸”……其實，高考制度的改革在局部高校已進行嘗試，只是目前其效果還沒有充分顯現而已。對高考的“迷信”，其根源在于高考已浸入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使高考不僅成為教育上的“指揮棒”，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很多社會行動的“指揮棒”。
破除高考迷信尤為重要，破除之策惟有從高考制度改革入手。如何進行改革，不妨廣泛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甚至可以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討論，畢竟高考牽著千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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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教育部“嚴禁”莫成“言禁”
“嚴禁”固然嚴厲，但如果“嚴禁”只貼在墻上、挂在嘴邊，而有關部門卻不能按禁令的要求嚴格督導、檢查，那麼這些所謂的“禁令”也就只是一種“官場道具”。而這種形似“稻草人”的“嚴禁”，又有幾個人真拿它當回事呢？
任何一項制度設計除了要考慮它的操作性外，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其實際效果。禁令不發便罷，一旦發出就要令行禁止，也只有這樣，才能強化禁令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否則，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且從長遠看也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要知道，營造一種良好的高考秩序，決不是發幾個禁令就這麼簡單能解決問題的。禁令發布之後，有關部門究竟採取了哪些有效行動才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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