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濤 作者文集
從今年4月份起，被記錄在溫州公安係統的“高危人員”名單的人，或被勸離、或被驅趕出了溫州，而經過抗爭留下的人，則生活在警方管
控的陰影之下。不過，溫州警方回應稱：““對有前科暫住者，我們局是有過規定，對一些特定對象，可以勸離；但根本沒提‘驅趕’一詞。” （《法制日報》6月7日）
溫州警方否認了“驅趕”一說，不過倒坦然承認了確有“勸離”一事。之所以大大方方承認，除了因為得到了上級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之披上了“公益”的正當性面紗，因為包括“勸離”措施在內的“兩查一管”制度“既是保護人民群眾對社會治安的知情權，也有利于對有前科者進行幫教與法制宣傳教育，盡可能預防與減少其再次違法犯罪”。不過，無論“公益”這一面紗如何漂亮，其本質仍然是對有前科的公民的歧視，是對公民合法權利的粗暴侵犯。
對有前科者，警方平時注意觀察他們的動向，防范他們重新犯罪，這自然是有利于社會公共秩序。只要不限制他們的正當權利，不公開歧視他們，警方的這些行動都是可行的。然而，如果對有前科的“少數無合法收入來源、無正當職業的對象”，採取“勸告其離開溫州”的做法則完全是一種歧視和對公民正當權利的幹涉。
每一個有前科者，其接受法律的制裁後，就回歸為普通的公民，他就合法地享有普通公民的權利，如工作權、居住權等。而警方勸他們離開溫州，實際上就是對這些有前科者在溫州工作和居住權利的侵犯，是對他們人格和權利的歧視。再說，這些有前科的公民就一定會再次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嗎？假如真的如此，那麼他們離開溫州而前往外地犯罪，溫州警方豈不是把皮球踢給了其它城市？
其實，如果行政機關假“公益”名義給自身濫用權力開了一個小小的口子，那麼在實踐中，執行人員就往往會將這種權力濫用到極致。而溫州警方的溫情脈脈的“勸離”，難免也就不會變成大張旗鼓的驅趕。所以，難怪社會上出現了“溫州驅趕有前科暫住者”的說法。
這種假“公益”的名義進行“勸離”手段的出臺的幕後，閃動著警方的懶政與急功近利追求政績思維的影子。他們不想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來預防違法犯罪，而是將所有他們認為可能違法犯罪的人趕走了事，甚至不惜以越權和違法剝奪公民合法權利的手段，以追求刑事發案率降低和表面上的社會治安穩定。
當前，防范“勸離” 之類濫權行為的發生，就必須對一切打著“公益”名義出現的措施保持警惕，為“公益”而出臺的措施必須有法律授權，“公益” 措施不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公益”措施也必須受到司法的審查，不能任由權力部門自我確定。
“有前科暫住者”就該被驅趕嗎
在一個城市，由執法機關公開對“有前科暫住者”進行驅趕，這是典型的歧視和隔離政策。我國任何一部法律都沒有也不可能有對有前科者進行區別對待的規定。相反，按照法律規定，一個人無論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依法受到了司法機關給予的處罰，那麼這個人就重新獲得了與他人平等的權利，他的一切活動都不應受到限制。而溫州市鹿城區公安分局的做法則與此恰恰相反，它們把有前科者當作在轄區內暫住的否決性條件，這是對有前科者的人格侮辱和權利侵犯，是嚴重違背法律精神的，與嚴格執法、同等保護的執法宗旨相違背。
將有前科者趕到月球去
作為執法者，法有授權才可行。鹿城公安分局趕走有前科的人，是缺乏法律依據的，完全是一些官員濫用行政權力的表現。他們當然也知道這種做法不那麼捧得上臺盤，不那麼理直氣壯，在溫州公安係統的文件中，“驅趕”二字後面專門有文字標注：“通過房東、業主勸離驅趕，驅趕要注意工作藝術。”這裏，所謂“藝術”正暴露了他們因心虛而底氣不足。
溫州市把有前科的人趕出溫州，如果全國各地都這麼辦，有前科的人豈不要被趕出中國？如果各國也來個“驅趕”運動，那他們只有到月球上居住了。
警惕執法中的“身份歧視”
有犯罪前科的人本身是一種有“特殊”身份的社會邊緣人群，他們脆弱與敏感的神經最怕的就是遭受“身份歧視”，因此當地這種帶有強烈“身份歧視”的規定，對他們而言將會是一個新的重大打擊。我們在做出任何一樣懲罰、處罰的措施前，都要經歷過法律質詢、證據採信這樣的正義程序，任何主觀的臆斷都是對社會法制的破壞。每一個曾經有前科的人，已經用他們的歲月、財產等等接受了應有的懲罰；而其他有前科的人再次犯案與他們有什麼關係，難道要再次讓他們遭受“莫須有”的無盡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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