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跨過這道坎”———這是中國恢復高考30周年之時上海卷作文題目，這使它更像一個隱喻與暗示，反過來指向了高考或者說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本身。如果我們願意，也還會發現各地作文試題中，倣佛都有著相同的微言大義。比如江西卷的“要說愛你不容易”，浙江卷的“行走在消逝中”，天津卷的“有句話常挂在嘴邊”……

    這不是俏皮之論，實在是一種沉重的附會。必須承認，30年來功名，絕非塵土。若說1977年恢復高考的意義，自可去問開化的大地，問解凍的河流。然而也不能視而不見的是，一個民族從30年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理性原點出發的，對科教與知識的渴望，自由與精神的釋放，公平與價值的追求，卻在走向日益單一、逼仄乃至偏執的“獨木橋”，面臨著更深層的價值追問。也許，這也不是追問，更是一種必需的時代要求。

    我們的關注，不僅是在今日之部分大學背離于民生立場的高收費，渙散于自由與獨立精神的現狀，乃至就業壓力等效用之下，高考已儼然淡薄了關于價值的想象；不僅在于高考作為國考的統一地位，及其衍生的“一考定終生”的僵化作用，對于人才及價值觀念的銷蝕與傷害。我們的關注，更應回到30年來高考本身所承載的價值期待上去。這就是，它應是一種開放與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然而也正在這一點上，它正在遭受質疑與非議。

    一方面，如果說，教育的目的是讓每一個人潛在的素質都得到全面的發掘與培養，那麼，考試無疑應當成為有利于個人發展的檢測工具，然而當考試本身成為直接的目的時，教育的功能就遭受了異化。這正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范誼所說的：“高考以及應試教育已經使我國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靈魂；扼殺了學生對生活的熱愛和創造衝動；它使我們的民族習慣于接受和模倣。”

    另一方面，作為高考選拔核心制度的招生政策仍存在諸多問題，正如學者楊東平先生所指出的，首先是招生配額制產生的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傾向，像清華、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三是特殊政策的黑洞，比如各種加分、保送生，只有少數權勢人物才能操縱。四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的舞弊，有的已經發展到集團化操縱。毫無疑問，當諸如此類現象成為高考招生潛規則之時，“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還有多少底氣呢？

    科舉制度廢除至今已百年矣，然而歷史的吊詭在于，當中國30年高考被譽為向理性與科學的回歸之時，它也恰恰被輿論指為以權力為中心的科舉式高考。這就是全國統考所意味的權力對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對知識的傳播、對考生的心靈的全面控制。就像曾經的科舉制度塑造了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思想一樣，在今天，高考、大學以及它們所派生的應試教育制度，仍然高居于塑造中國民族性格的各種力量的頂端，以一種高分低能的方式，讓國民繼續成為“慣于接受和模倣”的一群人，且毫不知覺。

    當高考所具有的公平的人才選拔功能正在遭到削減與非議之時，我們已經有必要回過頭去重新評估高考制度延續至今的合理性了。無論如何，當很多人以慵懶的語氣說，高考至少不是最壞的選拔機制之時，那麼實現更公平制度的渴望又何在呢？

    高考及其背後的教育體制，在成為數代中國人必須跨越的青春門檻時，也在今天成為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一道必須跨越的體制門檻。30年後的今天，我們能否有勇氣改革高考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已成為國家與民族必須回答的重大考題。（楊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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