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威 作者文集
6月15日，山西省五臺縣法院對原寧武縣委副書記楊建軍等四人受賄、貪污、巨額財產來
源不明、窩藏、轉移贓物、介紹賄賂一案做出一審判決，楊建軍數罪並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法院認為，楊建軍向人索取賄賂105萬元，非法收受他人財物17萬元，侵吞公款3萬元。此外，楊建軍及其妻子馬清秀個人和家庭財產以及支出明顯超過其合法收入，差額巨大，達931萬余元，且二被告人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楊建軍坐擁千萬家產，除法庭認定其貪污受賄的100余萬元外，其余絕大部門財產怎麼來的，楊建軍夫婦居然“不能說明”！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對照近幾年其他一些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貪官，我們發現，許多貪官的共同特點就是記性不好，尤其是對自己的家產，可說是“記一忘十”。
貪官並不會是得了什麼“健忘症”，他們來源不明的財產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嗜財如命的貪官之所以對自己的財產來源諱莫如深，說白了就是為掩蓋罪行，逃避懲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千萬巨貪楊建軍因九成以上的家產不能說明來源，僅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而他的妻子馬清秀犯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僅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無疑，“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要比貪污罪、受賄罪“受用”得多。這也難怪在司法實踐中，貪官們都越來越樂意裝糊涂了。
楊建軍上千萬的財產說不清來源，明明是避重就輕，對抗法律，但他還真就利用法律的空子被輕判了，這不能不說是法律的悲哀。
官員擁有來源不明的財產，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或法令都規定為違法，但以何種罪名處罰卻並不相同。新加坡1988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就直接規定，“一個人所擁有的財產在本法公布實施之前後已經佔有而該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解釋時，其財產應視為貪污所得”；文萊、印度的法律規定，對財產來源不明的情形稱為“擁有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財產”，以賄賂罪處罰；泰國以“濫用職權”的罪名進行處罰。當然，也有與我國刑法規定類似，單獨規定罪名予以處罰的，如香港1971年防止賄賂條例將其定為官方雇員擁有來歷不明財產罪，臺灣地區以及韓國也是如此。不過，凡是對“來源不明”的財產單獨定罪處罰的國家和地區，都以比較完備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作為基礎，司法機關可以很容易通過財產申報制度發現擁有巨額非法財產的國家公職人員，繼而以刑事法律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從而達到預防犯罪和打擊犯罪的目的。
我國內地由于缺乏財產申報的前置制度，不能對國家公職人員擁有的可疑財產做到實時監控，其刑事追究程序的啟動帶有偶然性。而且，“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使得貪官們佔盡了便宜。因此，我們也必須應該通過立法來加大對擁有“來源不明”財產的貪官的處罰力度，比如說，像新加坡等國家那樣把“來源不明”的財產視為貪污受賄所得予以處罰。只有如此，“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這個罪名才不會成為貪官的避難所和免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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