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與重慶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將通過改革，在原來的城市郊區實現廣大農戶身份從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就業從農村向城鎮轉變、住宅從平面向立體轉變、產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價值的轉變。
經過不到30年的改革開放，到2006年，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提高到
43.9%。但是直到現在，促進城鎮化進程的改革還存在不完善、不徹底、不規范的地方，城鄉之間的分隔狀況沒有徹底改變。城鄉之間的最低生活保障、兵役、交通事故與安全事故賠償標準不一，甚至出現同命不同價的社會不公問題；農民工進城收入過低，同工不同酬，並缺乏“三險”保障；對進入城鎮的農村居民徵收高額增容費等不合理費用等。因而，進一步探索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很有必要。
近日，國家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以通過局部改革方式積累經驗，以深化體制改革破解城鄉結構性矛盾、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突破、新探索。
從選擇區域來看，此次選擇的兩個區域都位于西部地區獨具匠心。以往的特區與配套改革試驗區都設置在沿海地區，主要突出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及相關的政府管理體制與機制的改革。而本次的改革配套區設置在西部地區，說明一些形式的體制改革完全可以從西部地區尋求突破。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全國各地對于改革的急迫性與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先行改革的區域，都在改革中真正受益，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將試驗區設置在西部地區，既反映了解決西部發展的問題不僅需要西部大開發，而且需要體制與機制上的改革。國家將改革試驗區設置在西部地區，反映在改革試驗區上公平推進的思想。
另一方面，改革試驗區的設置越來越帶有自下而上設計的特點，西部地區能夠提出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構想，說明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西部地區領導幹部越來越具有全新的市場觀念，具有在某些方面率先發動改革的新思維。實際上，中國農業改革的發祥地之一就是包括重慶與成都在內的原四川省。此次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落戶重慶與成都，再次說明西部地區不乏改革基因。
從要素組合與流動的角度看，在成都與重慶市設置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符合兩個市的市情與需要突破的重點。在沿海地區設置的特區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通常立足于在對外開放中圍繞開放建立新型管理體制的試驗和探索上先行一步，主要目標是匯集資本，建立起大進大出的制造業基地，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體現物本發展起步然後促進人本發展的思想；而西部地區此次設置的試驗區，主要在于成都與重慶都是我國重要的人口密集區域，三峽庫區還有大量人口需要移民，面臨人口與勞動力向城鎮化轉化的巨大壓力。通過賦予農村居民以城鎮居民的待遇，形成城鄉一體化的發展，並進行土地利用方向的適度變動與調整，以解決城鎮化與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短缺問題，以城鎮化促進工業化，推動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體現人本發展起步促進物本發展的思想。
從發展模式上看，成都與重慶市作為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充分體現城市化模式上的重要創新。通常而言，目前的城鎮化方式有兩種：一種模式是人口向城鎮移動和集中，其主動移動的一方是人口，城鎮被動地接受人口的移入，結果是導致人口的過于集中，交通擁擠、布局失調等問題也接踵而來；另一種模式是城市向外部擴展。這其中也有一些教訓。人們常說，美國的城市是無邊界的，汽車開到哪裏，住房就建到哪裏，反映城鎮擴展的規劃性不強。在改革開放相當長的時期，中國的城鎮化基本上是以人口向城鎮集中的模式為主。2000年以後，由于交通、住宅需求的擴大，城鎮主動向外擴張的願望日益增強。但是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土地徵用、拆遷、補償、安置等方面的規范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引起不少地方失地農民、開發商與地方政府的巨大利益衝突。
成都與重慶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立，將會實現通過轉化農民的形式徹底解決上述矛盾。通過改革，將在原來的城市郊區實現廣大農戶身份從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就業從農村向城鎮轉變、住宅從平面向立體轉變、產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價值的轉變。農民身份轉化為市民，意味著以往的農戶能夠得到相對可靠的經濟保障；農村住宅向城市住宅的轉變，意味著土地的節約利用；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意味著農戶會得到城鎮燃氣、用水、有線電視、醫療保障、教育等與市民一樣的高水平服務，意味著農戶福利的提高。在新的城鎮化背景下，將更有可能實現利益的多贏。（周民良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相關文章
城鄉平權的城市沒有貧民窟
“新特區”要實現城鄉統籌三個突破
“城鄉統籌發展試驗區”值得期待
城鄉規劃方案應經人大審批
以城鄉規劃法治化來遏制政績工程衝動
城鄉規劃不能成地方領導“試驗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