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也就是在近一兩年，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從環境保護中跳出，與反恐和能源安全等問題一道，成了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政治家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至于這個問題為什麼如此令世界關注，可借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一句話做解釋：“如果你的肝功能正常，你就會忘記你還有肝臟。”
地球的“肝臟”出了
問題，這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其病症表現為暖冬酷暑、海平面升高、島嶼消失，兼之颶風、海嘯肆虐、山火熊熊……連篇累牘的相關報道，相信誰都可能讀過那麼一條兩條的。最新的氣候研究報告說，當前的氣候問題已經相當嚴重，災難也許在未來５０年或更短時間內就會爆發。
生態已經變壞了，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控制污染、修復生態係統也是全球共識，這似乎毋庸贅言。不過，治病是要花錢的，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要治好地球的生態病，成本可遠比修核電站高多了。這也是美國為什麼不願意加入《京都議定書》的主要原因。在華盛頓看來，加入這個議定書，不僅要損失眾多工作機會，還不知得拿出多少錢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不過，最近美國態度已有所改變，這是題外話了。
幾年前，和兩位美國朋友探討綠色產品的使用這個話題，記得當時美國制造業推行的３Ｒ理念（再回收利用）尚熱。其中一位很明確地說，“我很讚成環保的觀點，但如果不是強制要求使用綠色產品的話，我既不會去買環保汽車也不會去買環保冰箱什麼的。”問他為什麼，他幹脆地說：“因為那意味著要多花很多錢。”
環保的問題總是這樣，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需要國家、民眾同心協力。但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行動起來都是要見真金白銀的。于國家而言，需要制訂宏觀的目標和標準，需要巨大的投入；對個人而言，需要對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做或多或少的改變。這意味著，要麼犧牲一些生活的舒適程度，要麼在日常生活中為環保意識“埋單”。前者面臨的問題是，盡管政府斥巨資用于此，但據專家的估算，對氣候惡化的勢頭也只能停留在控制階段，離修復還差得遠哩。要花多少錢才能找到投入和回報的平衡點，實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計算，這恐怕就像精確預測股市上升和下跌的拐點一樣困難。在當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下，全球變暖對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作用將在本世紀下半葉或許在未來一兩百年後才凸顯出來。如此漫長的延遲效應，使得破壞程度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的報告認為，到下世紀初，全球可能因氣候變暖損失５％—２０％的ＧＤＰ。不過，這個結論因其選擇的貼現率受到了普遍質疑。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到底有多大、花多少錢、以什麼樣的方式才能達到根治的目的，到目前為止，還是一筆算不清楚的大賬。至于後者，簡單地說，在現代生活方式不太可能發生逆轉的情形下，要平衡生活的質量和環保投入的程度，也是一個令人時常困惑的問題。
既然談不上防患于未然，人類花大錢給地球治病，這是順理成章、叫人讚成的事兒。感覺困惑的是，這些年來，人們對生態問題及其治理的投入關注得太多，對環保的成本和效益問題關注得則太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任何投入都應該是注重回報的，生態的投入如此巨大和廣泛，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值得好好研究的問題。（羅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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