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剛剛結束，但在雲南宣威市卻發生學生作弊、“槍手”替考的荒唐事。一些高二年級的學生本來還有一年才參加高考，但他們受到學校的指使，被逼迫頂替高三年級的學生參加高考，為校“爭光”。據知情人透露，宣威一些學校為了讓高二學生代替高三學生參加高考，採取各種手段參與作弊。
如果說為了能考取大學或者能被更好的高校錄取，出現個別考生請人替考現象在所難免的話，作為以教書育人為己任，並對學生行為與高考秩序負有管理職責的老師與學校也參與替考舞弊，則頗有些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學校與老師出面組織替考，不但與自身身份嚴重不符，與其職責背道而馳，而且由于他們具有學生所不具有的特殊“能耐”與“溝通能力”，無疑也使得高考秩序管理更為艱難，替考現象在個別地方出現蔓延乃至于局部失控趨勢也就會是必然。由于個別考生自行請人替考很難得逞，因而數量不會很多，所以一些地方如果像宣威這樣出現較為嚴重的替考現象，也就可以說部分老師與學校參與其中才是禍根。
一些地方學校的老師所以會通過包括威脅在內的手段強迫高二尖子生參加替考，說到底是因為這些老師能夠從替考所獲得的“成功”中謀取私利。這其中除了少部分是屬于一些教師私人出面為少數地方權貴效力以獲取個人好處之外，更多是由于如果高校錄取率高，老師能夠從學校獲得不菲的獎勵。正如宣威市教育局一負責人告訴記者的，當地許多學校內部都有規定，對升學率高的班級的班主任及任課教師予以一定的獎勵。也就是說，教師所獲得獎勵情況是與所教班級的高考升學率直接挂鉤的。筆者所在城市部分學校也有類似的規定，即所教班級有多少學生考取大學，其中有多少被清華、北大所錄取，任課老師與班主任都會有不同標準的巨額獎勵。在這種情形下，多數教師固然會通過提高教學質量來提高升學率，但是有少數教師也難免會通過組織替考等舞弊方式來謀求獲取獎勵。
一些學校所以會對教師組織替考行為睜只眼、閉只眼，除了校領導希冀通過高錄取率為學校謀取好的名聲之外，根本原因還在于高升學率可以為自己帶來政績。正如宣威市教育局一位負責人所說的，在當地，“學校的升學率可以作為一個考核的指標”，這不但可能給校領導帶來個人的升遷機會，而且錄取率高會使學校更易得到政府的投入，從而可以改善學校包括教師待遇在內的各方面的條件。在這樣一種“激勵機制”之下，高校錄取率就像考核政府官員的政績指標一樣為學校與教師所追逐，就像一些官員會為了謀求政績指標而付出惡化環境等方面的代價一樣，一些學校也會就高校錄取率逐級層層發放指標，一些學校與教師也就會為了高校錄取率這樣的“教育政績”弄虛作假、知法犯法。這誠如宣威市一位高考監考老師所說的，考生成績上去了，學校升學率提高了，教育部門可顯示自己所謂的政績，學校可獲得更多教育資源，老師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獎金。于是，面對舞弊，利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認，或縱容。
經由這樣的分析可知，要減少乃至杜絕有組織的替考現象出現，除了要通過升級技術手段弱化替考的得逞可能性，嚴肅黨紀、政紀，強化法律打擊力度之外，還須改變當前部分地方將高校錄取率指標化、政績化的做法，對于學校表現、校領導政績與教師才能，應當制定科學的考核標準，改變單純以高校錄取率為惟一標準的考核辦法，從多方面對學校與教師進行綜合考核。（魏文彪）
評論集：時評人眼中的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