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府要做的是賦予農民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堅持交易主體平等自願的原則，制定明確的交易規則和條件，同時監督制約交易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侵犯農民利益的各種違約行為。
重慶市日前出臺新政，允許該市農民
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支持作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重慶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與此同時，成都也制定了《關于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意見》，確認了轉包、租賃、互換經營和入股等四種流轉方式。這些改革舉措被專家稱之為“將帶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土地革命”。(今日本報)
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要成功，關鍵在農村；農村面貌要根本變化，關鍵在土地。———顯然，重慶市和成都市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從此，成渝新經濟特區農民手中的土地可望不再只是被“政府徵用”，而是可以入股的形式參與到城市化進程中去，或者以轉包、租賃、互換等方式實現對土地承包權的自由交易。土地實現真正流動，受益最大的無疑是農民，用“第三次土地革命”來形容並不為過。
其實，我國《土地承包法》第十條早有明文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願、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但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一直進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缺少推進的動力。相反，他們樂于讓農村土地流轉只保留一條“政府徵用”的通道，這樣就可以用有限的“貨幣安置”獲取數十乃至上百倍的出讓收益，成就肥厚的“第二財政”。毋庸諱言，這一切均以侵犯農民利益為代價，最後造成“城市日新月異、農村山河依舊”。
在筆者看來，以“入股”的方式取代原先的“徵用”一條路，最大的意義倒不在于“徵用”是“不可持續生計”，而“入股”是“可持續生計”———因為如果這種“入股”和“徵用”一樣最終皆歸于行政強制，歸于“替民做主”，那完全有可能成為一種非常低質量的“可持續生計”，與“徵用”不過半斤八兩。無論是“入股”，還是轉包、租賃、互換經營之類，最大的意義在于，賦予了農民財產新的權能，拓寬了農民使用其財產權利的途徑。換言之，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得到確認，讓關于土地交易的自由選擇成為可能。
在舊模式下，農民沒有轉讓或出租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自由，農村土地流轉只是一個買家的“買方生意”。而在新模式下，農民有權選擇相對自己而言最劃算最有利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對象，農村土地真正成為保障農民利益的最寶貴財產，農民可以借此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所以說，賦權是農村土地流轉改革的關鍵，既要賦予交易的權利，更要賦予自由選擇的權利。需要警惕的是從一個極端走入另一個極端的可能。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總有“替民做主”的衝動，始終不信任農民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理性，喜歡搞一刀切式的“運動化”改革：“徵用”時農民無權選擇“不被徵用”，“入股”時農民又無權選擇“不入股”。
簡單來講，關于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府要做的是賦予農民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堅持交易主體平等自願的原則，制定明確的交易規則和條件，同時監督制約交易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侵犯農民利益的各種違約行為。（舒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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