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家環保總局向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祭出“流域限批”利器的同時，7月2日至4日，在江蘇沭陽，上演了全城20萬人斷水的驚魂一幕，事故原因是新沂河上遊遭遇不明污染源污染。經過緊急處理，7月4日上午，沭陽城區才全面恢復正常供水，斷水時間長達44
小時。
兩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標志著我國進入水污染事故高發期；今年入夏以來，太湖、滇池、巢湖的藍藻接連暴發以及日前發生的江蘇沭陽斷水事件，則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水污染密集暴發階段。這充分說明，傳統工業化的增長方式已使中國資源環境到了難以承受的底線，人民的生活受到極大威脅，傳統的治理方式也已不能解決積累的環境問題，需要創新環境執法手段和方式。
某種意義上，“流域限批”就是這樣一種環境執法手段的創新，但在我國大部分地區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在經濟增長方式還相當粗放的當下，特別是不少排污企業還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的情況下，要遏止環境惡化的趨勢，僅靠“流域限批”（還有去年實行的“區域限批”）這類強硬的行政手段顯然是不行的，必須使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相結合，市場方式和政府調控綜合運用，也就是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所說的，探索一條能將行政手段、市場力量、公眾參與結合起來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在這條新思路中，構築一個完整的環境經濟政策體係至關重要。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國環保中未能解決的問題。根據經濟學理論，環境問題是企業外部不經濟的產物，因此，要解決企業的污染問題，也就須將這種外部不經濟轉化為企業內部的成本，迫使企業通過自身的循環，消化污染的因素。所謂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使得企業產生保護環境的內在動力。
發達國家的環保實踐也說明，環境經濟政策是保護環境的最佳途徑。目前世界各國通常採用的環境經濟政策手段和工具主要有：明晰環境和資源的產權，建立包括可交易的許可證和環境股票的市場，收取污染稅、資源稅和排污費、資源補償費等環境稅費，以及利用環境貼息貸款、環境基金、股票等金融、財政手段。
在我國，環境經濟手段只是法規制度和行政幹預的輔助工具，真正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並發揮作用的並不多見。有些環境經濟政策雖然有政策性規定，但由于沒有配套措施，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例如，央行在1995年就制訂了政策，要求各級金融機構“不符合環保規定的項目不貸款”，但由于沒有配套措施，這項很好的環境經濟政策並沒有得以實施。環境稅收政策則還處于理論研究階段，生態環境補償費、排污許可證交易、廢物加收押金制度、環境資源核算、污染責任保障等也處于起步階段。
構築中國的環境經濟政策，一定要從上述國情出發，綜合考量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方面的要求，在環境資源稅和收費政策、生態補償政策、排污交易政策、綠色資本市場、對外貿易政策和環境保險政策等幾方面形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係。重點是利用市場機制，明晰環境產權，使資源和其他物品一樣走入市場，使其價格正確地反映它的全部社會成本。
總之，中國不斷惡化的環境現狀迫切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全新的環境經濟政策體係，只有將行政與市場的力量結合起來，企業才會自覺地去節能減排和保護環境。(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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