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鄭筱萸是最後一個被殺的貪官，但理智又告訴我們，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這種希望幾乎是癡人說夢
□如何防止官員的專橫和執法犯法，如何給這些違法行為加上完善的監督機制，則是更重要的制度
□我國目前的制度弊端恰恰在于，出了事，就完全歸咎于個別人，而放棄追究整個土壤的責任。這就如同割草，只要草地還存在，割掉了一茬，又會長出新一茬
昨日（7月10日）上午，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臭名昭著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在北京被執行死刑。此前，他因犯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北京市一中院數罪並罰判處死刑並經北京市高院維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釋核準意見時說，鄭筱萸的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給公眾用藥安全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應當判處死刑。
有關資料顯示，此人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8家制藥企業在藥品、醫療器械的審批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後多次受賄649萬余元。他還在任職期間嚴重不負責任，在全國統一換發藥品生產文號專項工作中，擅自批準降低換發文號的審批標準，致使許多不應換發文號或應予撤銷批準文號的藥品獲得了文號，其中6種藥品竟然是假藥。
鄭筱萸是1949年以來我國處決的第四個省部級以上高官，其他三人分別是胡長清、成克傑和王懷忠。昨日中午鄭筱萸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公布後，網上反響強烈，絕大多數人認為鄭筱萸之死罪有應得，當然也有人提出問題：現在國家對貪官的查處力度不可謂不大，處罰不可謂不嚴，可為什麼總有那麼多貪官甚至是高級幹部願意“前赴後繼”呢？
這實際上是一個多年的老話題，但它又是常提常新的話題。從情感上講，我們對任何一個被剝奪生命的人都有憐憫之情，因此，我們希望鄭筱萸是最後一個被殺的貪官，但理智又告訴我們，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這種希望幾乎是癡人說夢，今天有鄭筱萸，明天還有李筱萸、王筱萸出現。
“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世界范圍內的經驗充分表明，光靠事後的懲處遠遠不足以遏制腐敗現象，在反腐敗工作進入縱深和攻堅階段的當今中國，如何樹立一種有效機制，讓人不願腐敗、不敢腐敗、不能腐敗，才是長久之計。這種機制不是那些對行政事務的限制性規定，而是更宏觀層面的制度。仍以鄭筱萸案件為例，我國有關法律和制度明文規定了藥品批文的程序和條件，可鄭筱萸就是敢于打破這些規定，擅自違法批文，當有公民對這些事情進行舉報時，也都是泥牛入海。由此可見，如何防止官員的專橫和執法犯法，如何給這些違法行為加上完善的監督機制，則是更重要的制度。
鄭筱萸案如果發生在別的法治國家，除了他本人被司法審判外，還有國會的一係列追責。比如，調查鄭的副手在有關事項上作過什麼表決，是否堅持過正確的意見？旅美作家林達在一篇文章中介紹說，就舉報無結果這一事項而言，有關辦事人員都將接受調查，比如誰接的信，誰作的批示，誰作出處理意見，這些行為是否合法。如果他們是根據上級指示這樣做的，那麼上級是誰，根據是什麼？從門衛到高級官員，都可能被國會傳訊作證，如果說假話，則可能被追究偽證罪。
顯然，這樣的制度設計，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反腐敗的責任放在一個整體而不是某個人身上，如果某個人出了事，有關方面就都會被調查，直至真相大白，所有應當負責任的人都會被追究。在這種制度引導下，一個人要想完成腐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別的人會基于自身的利益牽制他。而我國目前的制度弊端恰恰在于，出了事，就完全歸咎于個別人，而放棄追究整個土壤的責任。這就如同割草，只要草地還存在，割掉了一茬，又會長出新一茬。（南方日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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