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豐慧 作者文集
同一種違法行為，罰你100元，罰他300元，執法人員“同案異罰”、“隨意叫價”的現象即將改變。據了解，北京將出臺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規范性文件，針對不同的違法行為、種類、幅度細化
處罰標準，執法者必須據此做出處罰(7月12日《新京報》)。
自由裁量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原則和范圍內有選擇余地的處置權力。而正是這種權力，使個別行政執法人員出現了“處罰憑心情、憑關係”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把公權變成了私權。
目前，各地在有關罰款的規定上，預留了很大的空間和缺口，有的甚至達到1萬到30萬元的罰款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用罰款體現執法寬與嚴時，人為因素就起很大作用。執法人員有可能不按照違法輕重進行罰款，而按照與被處罰人的“關係”進行罰款，按照被處罰人的“態度”好壞進行罰款，甚至按照自己今天的心情好壞進行處罰。個別執法人員也可能把自由裁量權當作一種“特權”，甚至發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行為，助長腐敗的發生。同時，執法人員罰款自由裁量權過大，也常常引起執法人員與被管理人員許多不必要的糾紛，甚至激化矛盾，引起群體性抗法事件。前不久，蘇州賣報女從城管局跳樓致殘事件，就與城管隨意處罰有關。
權力不受監督和約束，或者有權力執行沒有明確的規范，必將造成一係列社會問題。因此，一切行政性執法罰款權力都必須有所約束和監督。
首先，國家以及地方政府在出臺這些管理條例和法規時，要盡量細化和具體化，使違法行為處罰盡量能夠“對號入座”，縮小執法人員自由裁量的幅度和空間，要在操作性上深入研究。
其次，各級各地區執法部門在制定具體實施細則時，要向社會充分公開相關信息。出現一種違法行為就能使執法者和違法者雙方都明白地知道應該如何處罰。怕就怕信息不對稱，執法者心裏知道該罰多少，而違法者心裏沒底。
再次，必須提高執法者的素質，無論行政處罰還是經濟處罰，其目的都是為了加強管理，維護市場秩序，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決不是為了經濟目的，為罰款而罰款。這就要求，不能給執法單位下達任何創收任務，執法單位的行政和執法經費由財政統一承擔，從體制上杜絕亂罰款現象發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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