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盧氏縣最近因《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再一次聲名大振。7月初，有記者走進盧氏縣委大院，發現縣委常委辦公用房全是上世紀50年代末建起來的土坯房，屋頂的青瓦之間還長出了草。墻體盡管涂上了紅色涂料，斑駁之處仍可見不斷掉渣的層層土坯，土坯脫落處填上了紅磚。(《人民日報》7月15日)
有全國上下正
紛紛聲討政府機關大建豪華樓堂館舍的背景，盧氏縣委這“不斷掉渣的土坯房”確能吸引眼球。盡管有人提出了質疑，惜乎並無證據，倒有些在政府豪華的樓堂館舍幾成慣例的背景下，將盧氏縣委“土坯房”也“有罪推定”了。我本人對此新聞亦無考證，但私下裏我反對那種無根據的推測，而寧願相信報道的真實。
在我們這個自古“官貴民賤”的國度裏，無論從歷史的縱向，還是橫向考察，“不斷掉渣的土坯房”都是極為罕見且極應珍惜的。前幾天讀到一段史料，說上世紀30年代，軍閥劉文輝主政四川時曾頒行過這樣一道命令：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當時中國電影事業的先驅孫明經先生曾多次赴川作科學考察，沿途拍攝了大量的紀實照片，其中就有不少破落的“土坯縣衙”，以及一些用那個年代的眼光來看還算豪華的校舍。不過，當時的縣長之所以願意呆在“土坯縣衙”裏，是因為怕掉腦袋，是他律。現在的盧氏領導甘願呆在“土坯縣衙”裏，是因為道德情操，是自律。盧氏縣委書記王振偉就說過，“花1000多萬元建座新大樓，我們能辦得到。但有點錢了到底該咋花？我們討論過，有了錢還是先‘緊’著老百姓，房子修修還能用，新增財力主要用于改善民生。”與同在河南的濮陽縣不惜財政虧空近三個億來違規修建辦公樓和領導別墅相比，盧氏縣委領導這種“錢為民所用”的精神，的確應該大力宣揚，大力弘揚。
在肯定盧氏縣委現任領導的同時，我的腦海裏也不斷浮現出另一個盧氏縣的影子。我知道的盧氏縣是從杜保乾這個名字開始的。杜保乾是盧氏縣原縣委書記，曾以善搞“形象工程”，並因受賄和對舉報人報復陷害而聞名全國。
杜保乾的諸多“形象工程”在盧氏應該還有遺跡可尋，我不知道杜在盧氏任上時，為什麼沒有為縣委添置一處形象稍好一點的辦公樓。現任書記已不再是杜書記，現任縣委領導也無意于搞形象工程，問題在于，像王振偉書記這樣擁有良好道德情操的官員，終究是要離開盧氏縣的。王振偉書記之後，我們拿什麼來保證新書記一定是王書記第二，而不是杜書記第二呢？我們又拿什麼來保證盧氏縣不會再重復過去的“形象工程”呢？依附于個別領導的“不斷掉渣的土坯房”在正常的換屆之後，還能繼續它所象徵的“艱苦樸素”嗎？
美國記者托馬斯·弗雷德曼在為《紐約時代周刊》寫的一篇短評中有這樣一句話，“美國強大的真正力量，來自于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係——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並可由蠢才們運作的體係。”
也許，杜絕“形象工程”的真正力量，並不在高度依賴于官員情操的道德自律中，而在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係裏。只是，這種讓蠢才、庸才們也不敢大搞“形象工程”的法律與制度體係，又在哪裏？（王琳
作者係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靠覺悟支撐的土坯房辦公能堅持多久
那麼我們如何去構建制度，才能確保在土坯房裏辦公成為政府部門的理性選擇呢？我想一方面要限制和約束，不僅在預算上嚴格控制，在審批時拒絕豪華辦公大樓，而且要通過媒體曝光、負責人受罰等方式，給追求豪華辦公大樓者以有力的懲罰；另一方面，要努力營建潛在的制度文化，如強化公眾的監督和舉報權，在評價官員政績時更多地考慮公眾意見。當然，也可採取鼓勵先行者的做法，不追求奢華就是官員的政績之一，讓那些在土坯房辦公的官員獲得更多的認可和讚賞甚至是升遷機會。那時官員們冥思苦想的就不會是建豪華辦公大樓，而是如何討好公眾，如何將財政收入用于為群眾更好地服務而非個人享樂。
“富政府”“窮百姓”是何執政理念
當地政府不但不察民情，而且大搞“罰款創收”。據報道，靖邊縣傳統的養羊產業因禁牧而遭遇飼草困難，政府部門不是積極解決問題，卻以“放養罰款”、“罰完還可以放”的辦法進行“管理”。 郝渠則村村民高如芬家因放羊兩年間被罰款6次，每次都在1000元以上。而兩年6000多元錢的罰款負擔，對于人均年收入2022元的農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爭年代，老區人民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艱辛和巨大的犧牲養育了黨和軍隊，那是因為老一輩革命者以其處處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思想和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賴和熱愛。老一輩革命者們出生入死，艱苦奮鬥，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他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政權，也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可是，當“富政府”與“窮百姓”的怪現象屢屢出現的時候，那些制造怪現象的基層政府和官員們又是代表著誰的利益呢？先別說當地群眾如何評價，假如老一輩革命者們地下有知，他們能夠接受嗎？進入全文
相關文章：
靠什麼才能治理豪華辦公樓
長沙限建辦公樓的通知有“後門”
剎住黨政機關辦公樓的豪華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