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9年的努力，山東濟源市于2006年終于挂上了“國家衛生城市”招牌。可挂牌近一年來，該市衛生面貌迅速惡化：大街小巷小廣告亂“飛”，個別夜市攤點污水橫流，部分建築施工現場沒有施工圍墻，建築垃圾隨意堆放……對此，該市市長趙素萍稱自己對這種臟亂差反彈負主要責任，向全市人民道歉後當場拿出
1000元以示自罰。該市市委書記也表達了深深的自責，也當場自罰了1000元。(《大河報》7月18日)
這一場景確實有點讓人“動容”。市長和市委書記不僅主動承擔責任，主動向人民道歉，還分別主動自罰1000元，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何等的責任感，何等的權力道德———相比不少面對城市臟亂差無動于衷、甚至萬般推卸責任的官員，濟源市領導這種自責自罰精神很是值得讚賞。
當場自罰1000元，這個剪影確實很有道德觀賞性。但愚鈍如我者卻難以從這極具道德美感的自罰中找到讓自己感動的東西，感覺這種自罰不是一種可歌可讚的道德自覺，而是一種官員的特權。
當我在公路上開車違反了交通規則的時候，面對警察的敬禮，我可以說“自罰10元”嗎？如果我因一時貪心拿了鄰居的東西，被警察抓住，我可以說“自罰關在家裏3天”嗎？當小商小販佔道經營影響了城市交通秩序和衛生環境，當記者寫報道評論家寫時評觸犯了相關部門的禁令，當企業違法制造出了問題產品，當農民違法在土地上亂搭亂建，他們可以說“我自罰××錢”，有自罰的權力和資格嗎？絕對不會有！而我們許多政府部門和官員卻有。不是誰都可以通過“自罰”擔責的，惟有官員可以，所以說“自罰”不是什麼道德，而是一種特權。
牙防組曝出了非法認證醜聞，主管部門衛生部可以自查自糾自罰；被審計署查出有許多財政違規行為，教育部和體育總局可以自我整改，把違規的資金返還即可，這也是“自罰”；“國家衛生城市”被媒體曝光臟亂差大反彈，垃圾遍地污水橫流，本就應該對此負責的領導無須接受上級的問責，無須接受人大和公眾的質問，卻可以用高調的聲音和積極的姿態去自責自罰，以自責偷換他責，自罰代替他罰，還能贏得某種主動性和佔據某種道德優勢———這種權力豈是普通百姓可以擁有的？如果說自責自罰包含某種道德自覺，“秀”這種道德也是某些人的特權，一般人根本沒有這種自罰的機會。
筆者始終認為，“罰”這種行為，本就是由別人來行使的，別人行使的罰才有足夠的懲罰力度，任何人不得充當自己案件的法官，不能在同一場比賽中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自己犯了錯就應由別人來罰，假設偷竊、搶劫等事情可以自罰的話這世界早已變得混亂不堪。有他罰約束下的自罰是一種道德，而缺乏他罰約束的自責自罰毫無道德色彩，而是一種畸形的政治特權。筆者很擔心，這種特權性質的“自罰”是一種道德障眼法，是一種洗責(就像洗錢一樣)的手段。市領導當然應該為本城臟亂差的衛生負責，但不應是自罰了事，而應乖乖站在一邊，等著人大和老百姓去“罰”。
區區一聲道歉和1000元的自罰，就洗去了一個行政長官對一座城市臟亂差的所有責任，這也未免太劃得來了吧？區區1000元錢自罰，就變成一個“政府虛心認責”的道德事件———除了某些官員有這種特權，還有誰擁有這種權力呢？（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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