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社會事件是這樣的，事發後人們對它的態度比事件本身更有信息量。或者說從這種態度可以反證，事件原來是“應該這樣發生的”。例如，“後紙箱包子事件”就比“紙箱包子”更堪思量。警方已經捕人了，有關部門已經對電視臺作出處罰了，上上下下共七人已經得到教訓了，電視臺也已經公開道歉了——可是，這一係列行政
和司法的運作，不僅沒有使事件完結，反而把社會心理又吸引到了事件的起點：“紙箱包子”的真假！我們可以說，無論如何這是無端的猜疑。但這種猜疑卻大有市場，它不僅流傳于網絡，也表現在傳統媒體上。同時，人們對行政、司法處置“虛假新聞”的方式、速度和力度表示“不理解”。
一個簡單的事實判斷，經過那麼多部門，花那麼大力氣，雷厲風行地協同努力作出的結論，有什麼好懷疑的呢？可是，問題恰好就在這裏：有人“什麼都不信”，你越是“權威”，他越是不信。許多社會事件都會重復這個“不信”的心理防線，形成這樣一個公式：事件—“權威信息”—猜疑—“發酵”。這裏說的“權威信息”，指本來應該由權威性的司法調查、政府部門和官員披露的信息。不幸的是，他們的權威往往淪落到成為人們猜疑的線索。最後事件在猜疑中發酵，積累成更深刻的猜疑。
“後紙箱包子事件”時期的“信息叛逆”，比“紙箱包子”還令人不安。因為這是構建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息，而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息卻不能須臾擱置。“懷疑一切的人們”靠什麼維持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呢？他們以一種“只要我沒有吃到‘紙箱包子’”似的消極態度，甚至是“只要我今天沒有吃到‘紙箱包子’”似的駝鳥遁世法茍安。這樣的人們會變成刺猬，彼此無法接近，無法凝聚。當這種心理達到某種臨界點，自然會轉化為一種發泄的動力，會給無辜的人們奉上真正的“紙箱包子”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不能不首先消除這種“信息叛逆”。
信任危機在公眾、媒體和“權威信息”的三角關係中傳遞。在這個三角關係中，只有公眾是無可指責的。不能讓他們被披著權威馬甲的有害信息誤導，又怪他們沒素質。公眾不得不對媒體愛怨交加。媒體可能營造虛假繁榮，杜撰虛假故事，誤導社會現實，但它畢竟還披露一些基本信息，這是人們離不開的。
媒體在公眾面前是強勢的，但在“更權威”的部門面前卻可能完全喪失自主性。在“紙箱包子事件”中，行政和司法的快速有力，使媒體連自清自潔的機會都沒有。有人以此為媒體叫屈，但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假設出來的。首先，在既有的權力格局之下，強勢部門的行動並沒有出格。並不是說，強勢部門行動起來，媒體才顯得如此弱勢和失去自主性。再者，一切自新都只能是為了完善自己的品格，沒有自主性的品格，憑什麼自清自潔呢(假設媒體有這樣的願望，機會倒是從來不缺的)？從根本上來說，除了被“處理”，媒體“沒有權利”自清自潔。這個問題殊難說清，舉遠一點的例子或許要方便一些：畝產五萬斤肯定是一個虛假報道，但假設有一家媒體覺得自己有責任為此登一個更正或道歉聲明，這本身豈不又是一個新聞嗎？
我們這裏為什麼很難看到媒體真誠的道歉聲明？因為它常常不需要自己負責。久而久之，媒體養成了不認錯的習慣，就連最明顯最基本的失誤，也懶得向公眾道歉。這看上去是媒體對公眾的強悍，但本質上也是弱勢的表現。
在很多強勢部門都覺得自己需要“為新聞負責任”，並且覺得自己比誰都更“吃不消紙箱包子”，經常一馬當先地走在媒體前面的情況下，媒體也就樂得無能了。只留下信任危機，讓全社會來承受。(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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