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向開發商索要工錢未果後，河北省景縣景州鎮元小王村的包工頭曹勇17日服毒身亡，其家屬將其屍體抬到開發商家裏抗議。景縣公安局20日零時30分以曹勇家屬“非法侵入個人住宅”為由，出動五六十名警察，將曹勇屍體強行拉走。曹勇的弟弟與妹妹當場服毒，曹勇的叔叔下落不明。（《新京報》7月22日）
又是一場觸目驚心的討薪悲劇！在此無法回避一個現實，即現在的社會，真正是法盲的沒有幾個，但討薪時，討薪者為何往往選擇依靠“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惜選擇自殺等暴力手段，而不是選擇尋求法律救濟？不要簡單抱怨或者盲目譴責討薪者的“無知”或“不理性”，不是他們主觀認識使然，而是現實讓他們對法律敬而遠之。
曾有不少農民工、包工頭向筆者憤懣地談論維權“線路圖”——找開發商或施工單位，單位讓你滾蛋；找政府主管部門，工作人員推諉扯皮，讓你跑斷腿也解決不了事；找仲裁部門，調解往往成為“馬拉松式”的扯淡，與事無補；訴訟法院，法院審理的高成本、時間長，讓討薪者望而卻步。更有甚者，打官司往往是贏了官司贏不了錢，一些討薪者在大街上公開叫賣“法律白條”的新聞就是典型的范本。所以，當今社會很多討薪者，往往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政府和法律，于是，各種討薪亂象粉墨登場，社會矛盾凸顯，上演了五花八門的討薪悲劇。
法治社會的基本要義是信仰法律，通過司法途徑依靠法律手段解決愈演愈烈的討薪行為。遺憾的是，不少公眾乃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解決欠薪這個社會頑症時，並沒有倚重法律，不少討薪者依仗的是“自我暴力”。而政府過分強勢，放大了行政手段的作用，結果呢導致法律作用的日趨式微，討薪不僅未從根本上得以遏制，而且也使解決欠薪途徑迷茫化、無序化。
最近，筆者參與有關部門組織的關于建築業生存與發展調研活動，不少行業主管部門和企業針對各地建設主管部門設置的“清欠辦”提出質疑：一個司機闖紅燈違章了，誰來管理、處罰？當然是交警。工程款與農民工工資拖欠誰管？當然應由勞動部門和司法機關管轄。現在，“雙清”問題由建設部門負責，就像司機違章，交警不管，而是把司機交給用人單位處理。
所以說，解剖“討薪悲劇”這只麻雀，我認為一些地方政府管理上的越位、錯位，以及法律的缺位，是討薪悲劇上演的根源。（惠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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