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陽    作者文集

    23日，《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提交省十屆人大常委會28次會議審議。其中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成倍提高了繳費標準，以此來遏止富人超生。（《長沙晚報》7月24日）

  　計劃生育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作為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名人富人，本該成為這項國策的積極響應者，然而，少部分名人富人卻帶頭違反國家政策，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湖南省繼前一階段通報特殊人群違法生育名單之後，近日又提交了《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成倍提高了繳費標準，顯示了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然而，筆者認為，僅僅提高繳費標準，並不能真正遏止名人富人超生，充其量，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其一，由于名人富人的特殊“名氣”，相關部門對他們實施處罰肯定會遇到阻力。比如，領導幹部、黨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名人、高收入者、企業主、高級知識分子，或在當地官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或為當地帶來一定的名聲或經濟方面的“實惠”，在處理他們的超生問題時往往難以真正落實。

    其二，名人富人的超生常常是很隱蔽的。不少名人富人超生是與包二奶等隱蔽情況緊密相連的。此外，名人富人有權或有錢，就會想出各種辦法“搞定”超生問題：利用高科技借腹生子、假離婚多生合法化、到香港和國外去生小孩等，這就使得一些名人富人在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嚴格的情況下“超生依舊”。這些問題，發現難，監督難，舉報也難，又豈是一個提高繳費標準所能解決得了的？

    其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對于違法者的收入核實難，收取罰金難，因而，數倍罰款可能淪為空文。盡管修正案草案將原《條例》中的“對違法生育者一般按其年實際收入的2倍徵收社會撫養費”更改為“按違法生育行為發現時的上年總收入作為社會撫養費計徵基數”，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個人收入核實難度大”的問題，尤其是對于企業主、明星和自由職業者等群體，這些群體對于自己的收入少報漏報的情況並不少見。

    相比較之下，用切實可行的制度來加大監督力度，增大名人富人超生的“綜合”違法成本，督促、強制他們自律，才是根本之道。比如，將超生納入誠信監督機制，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係，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等切實挂鉤，縮小他們的違法超生空間，加大他們的道德缺位成本，他們就會像普通人那樣自覺轉變觀念，自覺遵守計劃生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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