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茅于軾（資料圖）
現在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簡單，為窮人說話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讚同。窮人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哪怕說錯了，也不用擔心，因為立場不錯，頂多是技術性錯誤。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
錯，誰敢犯立場性的錯誤去為富人說話呢，所以都站在保險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
為富人說話則不同。由于民眾受傳統理論的影響，富人被認為是剝削者——為剝削者說話當然錯了。我國又有仇富的傳統，幫富人說話肯定是不受歡迎的。所以話還沒有說，立場先已經錯了。誰會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人願意為富人做事。而為窮人做事很難有酬勞，所以為窮人做事的人比較少。結果，許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樣一個社會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問題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先要說明，我這裏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我願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並不是因為和富人有什麼特殊感情，或者我個人得到他們什麼好處，而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視為眾矢之的，被剝奪，被侵犯。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並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後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其結果大家知道，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誰也不敢變成富人，萬一變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鬥，連子女都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入黨。幸虧鄧小平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才打破了僵局。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這個政策，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
我為富人說話，遭到猛烈的批評。有這麼多人反對保護富人，我更覺得有保護富人的必要。因為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再次剝奪他們。這批人反對為富人說話，反對保護富人，所以罵我為富人說話的做法。當然，我不僅為富人說話，我同樣也為窮人說話。不過正如前面所說，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所以我願意更多地為富人說話。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是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除非自己現在是窮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變成富人之後再來保護富人。這對某一個人來講的確很理想，但是對全社會來講是沒法執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窮人容易受欺侮，受壓迫。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樣會受欺侮，受剝奪。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裏，一個人變富了就可能有種種麻煩隨之而來。如果我們問一問任何一位企業家，當企業家容易嗎？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在執業中稍有閃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沒有協調好“黑社會”的關係，立刻災難臨頭，多年的努力馬上付諸東流，在一個政策多變、朝不保夕的環境中，戰戰兢兢做事。但是，他們作出了偉大的成績。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人們常說，工人農民創造財富。這固然不錯，但更重要的是企業家創造財富。改革開放之前也有工人農民，為什麼財富那麼少？現在就多了一個企業家，財富就蓬蓬勃勃地創造出來了。因為是企業家把勞動、資本、技術、市場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組合起來，以最低的成本生產出社會最需要的產品。這種組合要素的任務是企業家完成的，不是工人農民或知識分子所能完成的。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弱主要取決于企業的好壞，而企業的好壞取決于領頭的企業家。他們雖然是為了賺錢，但在客觀上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為什麼我們不保護他們呢？
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地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
我也讚成為窮人說話，他們的權利也需要保護。但是我反對為了討好輿論，嘩眾取寵，說的話最終對窮人不利。比如鼓動窮人反對富人，宣傳富人有罪，宣稱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制造剝奪富人的理論。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後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些問題一時難于搞清楚，但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是一定不錯的。讓我們勇敢地去做吧！(茅于軾
作者供職于天則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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