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傑 作者文集
原深圳羅湖區國家稅務局的副主任科員王玉敏，因2003年卷入一起罪案，單
位依據檢察機關偵查終結報告中涉嫌犯罪的結論將其開除，後來檢察機關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撤回起訴，但這名公務員卻再也無法恢復原職了。（7月31日《南方都市報》）
看到這個報道，相信許多人會對王玉敏的遭遇表示同情，對其工作單位的處分決定感到不解，甚至對其原單位堅持錯誤不予改正而憤憤不平。人們不禁要問：在整個法律體係不斷完善之時，誰來保護人事糾紛中弱勢員工的合法權利呢？
依法給予違法犯罪的公務員行政處分，這是紀檢、監察和公務員所在機關的法定權力，毋庸置疑。然而，如何行使這些權力，依據什麼行使對所屬公務員的行政處分權，卻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從法治理論層面及我國具體的法律規定來看，處分公務員必須以職能部門的最終結論為依據，決不能僅憑“中間結論”就實施處分。
具體到王玉敏來說，由于她當初涉嫌犯罪，是由司法機關進行調查處理的，因此，她所在的深圳羅湖區國家稅務局要對其實施行政處分，要麼以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或撤訴決定為依據，要麼以法院的有罪或無罪判決為依據。這些結論在法律上都是對一個人是否犯罪的最終結論。而檢察機關的起訴意見書只是刑事訴訟過程中公訴環節的一個“中間結論”，並非最終的處理結果，它不能作為單位開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院未開庭審理的情況下，單位就以檢察機關的起訴意見書為依據對王玉敏予以開除，顯然屬于“超前處分”，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個處分建立在一個尚不確定的事實基礎上，實體上是違法的。同時，在實施處分前，也並未依照公務員法的規定，把調查認定的事實和擬處分依據告知公務員本人，給公務員陳述申辯機會，因此在程序上也是違法的。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機關對違法違紀公務員實施行政處分，與司法機關是否認定有罪並無必然聯係。也就是說，司法機關認定無罪並不等于行政機關不能對相關公務員作出處分決定。刑事處罰與行政處分是兩個領域和兩個層面的處理，公務員違法違紀構成犯罪的，行政機關可以據此作出行政處分決定，即使不構成犯罪，僅對違法違紀行為也是可以作出行政處分決定的。就王玉敏案而言，或許其行為不構成犯罪，但如果確實存在違法違紀行為，有關部門仍然有權對其實施包括開除在內的行政處分。當然，處分依據不能是檢察機關的“中間結論”，而應當是紀檢監察部門的調查結論。
王玉敏由申訴到信訪的維權之路，充分暴露了我國人事法治建設方面的明顯缺陷，處理人事糾紛的機構缺位、渠道不暢，給公務員維權帶來了極大不便，這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應盡快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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