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近年來中國稅負偏高的質疑，8月4日，國稅總局在官方網站上正式予以駁斥：“中國宏觀稅負目前仍處世界較低水平， 所謂中國稅負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結論，是沒有科學依據的，也是違背事實的。”有趣的是，正是通過稅務總局這份批駁中的一個細節，讓筆者看到了稅負之爭產生的根源所在。
國稅總局指出：我國宏觀稅負大大低于工業化國家。1990年至2005年間，工業化國家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在最低值為21.8%、最高值為23.78%的區間內波動，比我國同期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水平高出7到13個百分點。我國宏觀稅負在2005年達到最高水平15.65%，這個水平比2000年以後工業化國家22%左右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低約7個百分點。
國稅總局進一步指出，就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而言，我國也大大低于大部分工業化國家。我國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19.39%。工業化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在1990年至2005年間保持在最低值為31.4%和最高值為33.39%的區間波動，比我國同期宏觀稅負水平基本高出一倍。
問題出來了。通過對比不難看出，工業化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比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高出大約10％，而我國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與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竟然相差無幾！那麼，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在哪裏呢？這個細節恐怕會讓稅務總局感到尷尬。
正是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乃至缺位，成為引發我國稅負高低之爭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公眾納稅的目的在于，通過讓渡一部分本屬于自己的利益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公眾對稅負高低的感覺，直觀而言，就是其讓渡自身利益所換取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是否“物有所值”。倘若“物有所值”，民眾所承擔的稅收負擔即使較重，他也不會有沉重的感覺。西方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就屬于這種情況。公眾的稅負比我們要高，但從出生到墳墓民眾都充分享受到了優質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所為自己帶來的幸福感，在這種由健全的社會保障體係作為依托的社會中，人們沒有後顧之憂，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有更多的時間去享受生活。
反之，倘若公眾的稅負較低，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與需求相差甚遠，公眾就會因感覺不到“物有所值”而產生失落感和沉重感。我國就屬于這種情況。無論是醫療、教育、養老還是住房保障，都需要民眾在納稅之後繼續承擔責任，並且，醫療費用、教育費用和房價的上漲，還在不斷加重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這就意味著，民眾不僅面臨著現實存在的填補社會保障缺位的壓力，還面臨著未來不確定性預期帶來的壓力，雙重壓力的結果必然是對稅負感覺的沉重。
實際上，即使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稅負，由于眾所周知的財政浪費現象，也減少了用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而且，我國內需長期低迷，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過去1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合計佔到GDP總值的大約80％，並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長，消費則逐漸滑落至歷史低點。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許多地方政府為了GDP增長不斷增加投資，資金不足就通過壓縮社會保障性支出和增加稅費的方式來解決，這意味著加大投資的成本許多也轉嫁到了民眾身上，讓民眾進一步感覺到了壓力。這一現象在地方表現更為明顯。有關統計數字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卻高達64.9%，增幅同比提高24.7個百分點。
另外，國稅總局反駁稅負偏高的質疑，僅僅是從稅收的角度來談的而沒有提及“費”的因素，但對于民眾而言，從負擔的角度來看，稅費之間並沒有太分明的界限。事實上，對于國稅總局關于宏觀稅負的解釋，不少研究者都提出了質疑。比如，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認為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去年（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土地出讓金5000億元、社保8000億元等預算外收入，我們真實的稅負已經達到31%至32%，這種程度的實際稅負已經相當高了。”
因此，離開“費”去談稅負或離開社會保障去談稅負，都無法真正理解民眾對稅負的真實感受，有關“稅負較低”的辯解自然也難以得到民眾的認同。（王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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