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發展關鍵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堅持自己的獨立傳統，不以西方話語來否定和懷疑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中醫理論，不斷提高醫療實踐的能力，圍繞醫療實踐發展理論。在有關中醫問題的爭執中，不乏偏激的言辭，少見理性的分析。7月14日《新京報》上，李俠教授的《作為地方性知識中醫該如何超越自身》深刻冷靜，顯示了科學哲學研究者的特質，讓人眼前一亮。
李俠堅持多元知識觀，認為中醫是獨立的研究綱領，雖然近代以來趨于退化，但不能以此理由廢除中醫，因為退化的綱領完全可以重新進步。尤其是他引入“地方性知識”的視角，的確是分析中醫問題的利器。然而，他認為中醫需要“進化為普遍知識”，中醫的主要問題是概念不夠明晰，對此我覺得需要澄清和補充。
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源自人類學，但是，後來的科學實踐哲學進一步發展了有關認識。美國著名哲學家約瑟夫·勞斯認為，即使是現代高度理論化的科學，也同樣是地方性知識。因為，不僅現代科學知識的發現依賴于特定的與境，而且其辯護同樣如此。所謂的“與境”，不僅包括概念、理論意義上的“語境”，也包括了相關科學實驗操作的環境、條件等等。伽利略發現了自由落體定律，顯然它不能在秋風落葉中得到辯護和證實，必須要在實驗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見證羽毛和硬幣同時下落的“奇跡”。哥白尼的地動說，也必須要在伽利略的相對運動的理論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辯護。
因此，現代科學所發現的科學規律，並非是自然現象所普遍直接顯現出來的內容，它是科學家們通過科學實踐，用實驗室的人工環境和理論框架艱難構建出來的，其有效性也必須要在這種人工環境和理論語境中，才能得到比較嚴格的證明。從這個角度看，科學知識其實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只不過這種地方性，體現在實驗室的人工環境與科學理論的話語語境兩個方面。一旦我們脫離了實驗室嚴格控制的條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現代科學為標準來強求中醫，就是以一種地方性知識來強求另外一種，是毫無道理的。
而我們所艷稱的“科學普遍性”，並非是在不依賴任何語境意義上說的，而是說指科學知識“原則上”可以普遍地應用。科學知識的應用，同樣離不開相關的“與境”，那就是說，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整體框架與按照實驗室條件所規范的人工環境。因此，按照勞斯的觀點，科學知識之所以看起來普遍有效，恰恰是因為我們用科學文化改造了整個社會文化的語言，改造了應用科學技術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把整個社會以及人類力所能及的自然環境改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學才能表現出其真理性。可見，“科學普遍性”是復雜的社會實踐的結果，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依賴于相應的社會實踐，依賴于巨大的文化資源和物質投入。
在這一“普遍性”的意義上，中醫與現代科學的差別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質上的。鑒于二者在文化資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難說究竟誰更有效率。中醫在治療其他民族的病人時同樣有效，也正逐漸為外國學者所接受和掌握。7月24日《健康報》報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新近發布了一項與中醫藥密切相關的指導性文件———《補充和替代醫學產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首次認同中醫藥學與西方主流醫學一樣，是一門有著完整理論和實踐體係的獨立科學體係。
我們之所以覺得現代科學比中醫要“概念明晰”，其實是因為我們缺乏中國傳統的文化培養。西學東漸之初，中國人沒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時，反而覺得中國人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則難以理解。
如果脫離了中醫在今天異質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處境，泛泛地談中醫理論概念不明晰，認為中醫的出路在于首先明晰相關概念的話，所謂概念澄清就很可能會以西方文化為基準而展開，那是一種變相地以西醫思路改造中醫的路線，是沒有前途的。中醫的復興，需要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再創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更多的物質投入。這並不意味著，中醫要坐等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因為二者是相互促進的。從科學實踐哲學的角度看，西方科學傳統作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獲得了全球的主導地位，自然與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有關，歸根結底是由于其強有力的實踐操作。例如，當年牛頓的微積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于其強大的解決問題能力，數學家們很早就接受了它，許多年後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醫的發展關鍵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堅持自己的獨立傳統，不以西方話語來否定和懷疑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中醫理論，不斷提高醫療實踐的能力，圍繞醫療實踐來發展理論，明晰概念。通過其實踐有效性，證明其陰陽五行經絡臟腑理論的合理性，逐步消除人們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論框架為惟一判斷基礎的偏見。當越來越多人都能通過其實踐有效性，而接受其理論的真理性時，中醫的“科學性”問題就徹底消解了。（蔣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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